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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緒山:國學困境三題
來源:中華讀書報 作者:本站編輯 [日期:2014/8/15] 瀏覽:

  “國學”現在是充斥媒體的名詞,“國學熱”是街談巷議的話題。人民大學、武漢大學、清華大學等學術重鎮先后成立“國學院”,民間如火如荼的“兒童讀經熱”,半民間、半官方的大規模的“祭孔潮”,以及國外不斷出現的“孔子學院”遙相呼應,互為奧援,似乎有力地預示著“國學熱”的美好前景。在許多人心目中,“國學復興”、“國學重振”的局面指日可待。不過,在我看來,“國學”和“國學熱”所面臨的問題似乎更應該引起人們的關注和思考。

  一、國學與舊政治倫理如何剝離

  與上世紀末的“傳統文化熱”主要限于學術圈不同,新世紀以來的“讀經熱”、“國學熱”,從民間到學術界,呈現出立體規模。百余年來“國學”受到的壓抑以及它在人們的心目中的負面形象似乎一掃而空;過去被認為糟粕多于精華的儒家經典“四書五經”成為“國學”的代名詞,正面形象空前未有地普遍確立起來。在許多中小學生中,《三字經》、《弟子規》、《二十四孝》成為大力提倡的讀物。據報道,有的地方向兒童大量贈送《弟子規》等,甚至出現贈方校長跪拜即將贈出的五千本《弟子規》的奇觀。全國各地從小學到大學的“讀經”活動表現出的虔誠篤信,展現的是一股濃濃的復古氛圍。可以預料,在這種日漸濃厚的復古氛圍中,這些傳統典籍所承載的舊政治倫理重新復活,卷土重來,并不是毫無根據的杞人憂天。

  我們知道,“國學”一詞是近代以來隨著西方列強的入侵所促生的概念,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中國人“國學”概念中的“國”實際上就是近代民族國家的“民族”之意,正是早已成為民族國家的西方列強的入侵,刺激了中國人的民族國家意識,才使中國人認識到“國”的意義;其二,隨著西方列強的入侵,異質文化的巨大差異使中國人意識到中國固有傳統之“學”——典章制度、風俗禮儀、學術傳統等——與他族的不同。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命題中的“中學”,實際上主要指中國固有文教典章制度,即以儒家思想為主的傳統政治倫理,而西學則主要指西方“堅船利炮”所體現的科學技術成就,正如梁啟超所指出,“當時之人,絕不承認歐美人除能制造能測量能駕駛能操練之外,更有其他學問。”(《清代學術概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97頁。)

  民國初年的新文化運動是以倫理之改造為最高目標的,它對于傳統文化的攻擊,主要在以儒家為代表與農本社會相適應的政治倫理,“打到孔家店”的口號背后其實不乏清醒的認識,陳獨秀指出:“儒教孔道,非無優點,而缺點則正多。尤與近世文明社會絕不相容者,其一貫倫理政治之綱常階級說也。此不攻破,吾國之政治法律社會道德,俱無由出黑暗而入光明。”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者所堅持的“國學”,是用“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學問,因為“國故”中不僅有“國粹”,而且有“國渣”、“有鬼”,所以“國學”研究不但要提煉“國粹”,更要“以評判的態度,科學的精神”,清理“國渣”與“打鬼”。這一時期“國學”研究的目標,是將傳統政治倫理與學術研究剝離開來,服務于建立“民主”和“科學”新國民倫理的社會改造。

  自鴉片戰爭以來一個半世紀,中國所面臨的一個主題即完成由傳統向現代的轉變,即現代性改造。在經濟層面,這個改造表現為由封閉經濟向開放經濟的轉變,即農本經濟向市場運作方式的轉變;在政治制度方面,表現為由封閉(壟斷)的權力制度(即皇權專制)向開放的政治制度的轉變,即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在思想文化層面,表現為由封閉文化思維向開放文化思維的轉變,即傳統思維的科學化。新文化運動所致力完成的,是后兩個層面的改造,即政治的民主化和思想文化的科學化。

  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的現代性改造道路走得實在太過曲折,內憂外患,加上執政者的錯誤認識,三個層次上的改造均難得正鵠。改革開放30年來,終于認識到市場經濟的運作方式——封閉經濟向開放經濟的轉變的中樞——乃歷史的必然,于是聚全民族共識,致力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實現了發展模式的歷史性轉變,使中國社會經濟層面的改造初見曙光。與經濟層面的改造相比,政治和思想兩個層面的改造則正在路上,距離完成的目標還很遠。在新的政治倫理完全而牢固地確立之前,“讀經熱”與“祭孔潮”帶來的舊傳統政治倫理的死灰復燃,必然都對政治民主化和思想科學化的實現形成巨大的阻力。

  作為國學研究對象,傳統典籍不僅包含“國粹”,而且包含“國渣”,更重要的是,與國粹并存的“國渣”似乎還不太容易失去其毒性,即使具有高度批判精神的學者也未必能夠完全拒其腐蝕。更重要的是,在弘揚傳統的旗幟下,對國學研究活動的誤解和片面宣傳,正在給予方興未艾的“兒童讀經熱”以強力推動,由此造成的舊政治倫理的沉渣泛起,對于心神幼稚、毫無批判能力的青少年,其負面影響是可以想見的;與皇權專制互為里表的儒家政治倫理被當做社會公德加以推行,其于中國社會民主制度的建立所形成的阻力和造成的危害,不可視而不見。更何況,有些人乃至一些學者,以“振興國學”為號召,將風水、算命、相面,甚至推背圖之類傳統糟粕也視為“國學”弘揚的目標,其對社會的危害就更不能低估了。

  二、博通與專精如何統具

  中國傳統上的所謂國學,主要是“義理之學、辭章之學、考據之學”,其最大的特點之一是博通;而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所謂“國學”,是以近代西方學術方法和理念對中國固有歷史文化進行研究,落實點是作為分科之學的各學科,其特點是專精。傳統國學的博通,其優點在于看重聯系性,缺點是籠統與模糊,而分科之學更容易使人看清研究對象的局部面目,弱點是見樹木多于見森林。博通與專精作為研究方法,其優劣各具,實為不言自明。

  目下國學研究的倡導者主張將國學作為一個學科來對待,無疑是基于現代學術分科體系造成的弊端。然而,近代世界各國的學術研究之所以取得突飛猛進的發展,無疑應歸功于學術的分科體系。無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近代以前的學者幾乎清一色地全是“通才”,其研究毫無例外地都是綜合性的“通學”。古希臘學術體系被認為是“分析式”的,其實亞里士多德為代表的“百科全書式”學者所進行的研究仍然是“無所不包”的整體學問。近代學術日新月異,知識成幾何級數增長,即使不世出的天才窮其畢生精力,也不可能博通幾個學科。換言之,近代學術所要求的“博通”只具有相對意義,分科之學的建立乃是學術發展的必然,漫無際涯的博通聽來氣勢恢宏,其實不可能做到。

  人們都承認國學范圍廣博,道家、儒學、佛學、天文、地理、文學、史學、農工、技術、醫學、兵學,詩文書畫、音樂、舞蹈、棋類等都在其列。自然科學研究中,從事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學等學科中的任何一個學科的研究并取得成績,都可稱為“科學家”,同理,從事“國學”中的一個或一個以上學科研究的學者都可以稱為“國學家”。既然人們不可能指望一位“科學家”的研究覆蓋自然科學的幾個領域并有精到的研究,何能指望一位“國學家”在“國學”的幾個乃至所有領域都有精到的研究?即以新式“國學”創立之初,其學問被譽為“泛濫無涯”的王國維、陳寅恪而論,一生學問雖多有變化,但“根據地”仍是史學;被人們稱為“國學大師”的季羨林,其專精主要在印度學和中印關系史研究。現代學科分類中的文學、史學、哲學、藝術學、宗教學、政治學、教育學等,人們以其中之一域或幾域為研究目標取得成就,都值得稱道,而通行的做法,則往往是堅守一域而旁涉他域,而漫無邊際的涉獵往往貌似淵博,其結果可能是所獲甚少,乃至一無所成。

  時下人們談到國學的輝煌,往往津津樂道于清華“國學研究院”的輝煌成就,其實,“國學”的繁盛乃是彼一特殊時代的產物,是不可復制的。彼一時代的特殊性在于,以中國傳統典籍的誦習為主要傳授內容的舊式私塾教育雖然風雨飄搖,但仍在延續,由此決定了民國初年眾多學者的淹博,無不緣于家學淵源,其舊學積累在青少年時代——相當于現在的小學、中學階段——已經完成。近代教育確立以后,傳統典籍內容所占的比重已大為降低,而現代自然科學各學科等已經逐漸占據主導地位。而在當今教育體系中,以傳統典籍為主要內容的國學充其量不過是眾多教育元素中的一個元素;對于現代社會以公民教育為目標的公共教育而言,不可能以國學教育取代其他教育元素如自然科學、美育等主要教育元素,而成為唯一或主要元素。換言之,“國學”所要求的傳統典籍知識的積累,已經不可能獲得清末民初的外部條件,國學知識的積累將不可能以同樣的方式再現。時與勢移,“國學”所需之“博通”與分科之學所需之“專精”終為一對不可化解的矛盾。

  三、國學與西學如何貫通

  如上所述,國學是作為西學的對立物而出現的,在目下的學術界人們仍然這樣劃分。在我看來,這樣的劃分其實并無必要。原因是,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所謂“國學”,實際上是以現代西方學術建立的學術體系,換言之,就學術研究方法和手段而言,近代的國學與西學并無本質差別。所不同者只是研究對象有所不同而已,人文社會領域的“西學”以西方學術文化為研究對象,而國學則以中國固有學術文化為研究對象。不惟如此,西方從事中國固有文化學術研究的漢學家,與中國本土的“國學家”,在研究方法和手段上也越來越趨同;中國本土從事西方人文學術研究的“西學家”與西方本土的“西學家”,也越來越接近。在學理層面上,并無所謂西學與國學之別。“學無中西”是無可懷疑的事實。

  對于這一點,中國學者從接觸西學研究方法和理念之初,就有著明確的認識。被譽為現代學術奠基者的王國維,早在1911年就明確指出:“何以言學無中西也?世界學問,不出科學、史學、文學。故中國之學,西國類皆有之;西國之學,我國亦類皆有,所異者廣狹疏密耳。”表面上,這是基于學科分類一致性所做的論斷,實際上卻是立足于學科研究方法一致性的認識,所以他強調“中學”與“西學”的相互依賴和相互促進:“中西二學,盛則俱盛,衰則俱衰,風氣既開,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講今日之學,未有西學不興,而中學能興者;亦未有中學不興,而西學能興者。”(《國學叢刊序》,見《王國維論學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404頁)這樣的真知灼見,即使在今日的學術界也未必人人能透辟地心領神會。

  近代國學創立之初,王國維對于康德、叔本華的接納,以及他后來創立的治史“雙重證據法”,都印證了他對“學無中西”觀念的理解和態度。同樣,梁啟超對于日本學術借鑒西洋學術帶來的變化的敏銳觀察,陳寅恪對于乾嘉學派和德國與歐洲漢學傳統的兼收并蓄,趙元任對于歐美語言學的融會貫通,其程度之深,都達到時代所允許的極限。在清末民初的特殊時代,西學分科學問帶給這些傳統舊學的飽學之士的沖擊,遠非當今學者所能想象,原因是目下學者已經視分科學術體系為當然之物,對其產生的刺激反而趨于遲鈍。

  “學兼中西,貫通古今”歷來是學者治學的最高境界和奮斗目標,但要達到這樣的目標,談何容易!現在從事“國學”研究的學者,充其量肯在“貫通古今”上下功夫,而對于西學,則往往認為那是治西學的學者的任務。這種想法,一方面是緣于當今學科體制的劃分——將“中國”和“世界”(實際是“外國”)分為兩個方向,這種體制下接受學術訓練的學者,視鐵路警察式的“各管一段”為理所當然;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從事國學研究的有些學者,沒有意識到“學兼中西”的必要性,主觀地認為國學乃是與西學完全不同的學科,不僅內容不同,研究手段也自成一系,因而本能地加以拒絕。當然,人生有涯,學海無邊,以有限逐無限在客觀上產生的絕望感,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故國學與西學之難以兼顧的矛盾始終存在。問題既然存在,回避是不可能的。

   張緒山(清華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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