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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紀西歐的鄉村社會(1)
來源:互聯網 作者:本站編輯 [日期:2009/8/13] 瀏覽:

黃春高 [《西歐封建社會》]

  中世紀西歐的歷史顯然如同其他地區一樣,被帝王將相的業績、圣徒教士的神跡、淑女命婦的逸聞等所充斥,對于那些湮沒無聞的不留文字文獻的社會中的絕大多數則往往所知甚少。過去人們相信中世紀的農民沒有歷史,但今天人們相信“歷史并不僅僅是從文獻中寫出”,在考古學家地理學家甚至植物學家、土壤學家、化學家成為了歷史研究的朋友的今天,去描述刻畫中世紀農村社會不僅成為可能而且極其必要。讓我們的筆觸走向田野。

一、西歐的鄉村化——早期農村社會

鄉村化

  羅馬人的文明是城市的,至少從表象來看如此;中世紀西歐的文明是鄉村的,無論從表象還是實質來看都是如此。羅馬城市解體崩潰之后,中世紀的西歐朝著全面的鄉村生活方式邁進。

  城市幾乎完全消失,在英國、在萊茵河東西兩岸、在高盧、在西班牙,甚至在意大利,城市要么已經不見了,要么即使存在卻已經難現昔日的輝煌。偶爾的斷垣殘壁在夕陽的余輝中令一些緬懷羅馬光輝業績的文人徒然傷感。或者牧童在那里放牧,或者一位農夫從田地中犁出一塊羅馬古城墻上的磚頭,拾起又隨手拋向田埂。加洛林時代的行政法規中根本沒有城市這一詞匯,查理曼的著名的“領地管事須知”中看不出他對城市生活有多少興趣和關心。在南部地中海周圍雖然存在一些古羅馬的城市,但這些城市的生活與鄉村幾乎難以區分。墨洛溫時期的第戎雖然城墻高達30英尺,四門皆在,看似繁榮卻不被稱為城市,使格里高利甚感奇怪。城內或者糧田處處、或者葡萄園環繞、或者牛羊滿街,數百居民多以農業為生,是居住在城里的鄉下人。

農村概況

  村莊 村莊取代城市成為歷史視野中的亮點。人們比鄰而居,形成村莊。無論村莊的規模和外在的形式如何,它們都提供了農民日常生活所必須的居住場所,同時也就提供了人們開展生產勞動和生活的中心。村莊是一個小社會,人們在這里耕種土地、繁衍后代、創造文化,而通過道路交通這一個個小社會被連接起來,構成中世紀這一大社會。

  房屋建筑依地區特點而呈現不同的特色,地中海沿岸多以石頭為建房的材料,英國威爾士則以竹結構房屋為主。而西歐大多數農村的房屋是土木結構的小茅屋。這種茅屋以泥笆墻為四面或兩面支撐,以木制的三角形為拱頂,房頂多蓋茅草或秸稈。將黏土草皮等混合,然后倒入由兩塊木板夾成的木槽,以人力夯實,待其干燥卸下模板,便成了泥笆墻。這樣的土屋年深日久往往易于損壞,所以需不時翻蓋,或撤換舊的茅草換上新的,或加固泥笆墻。許多這樣的房屋簇擁在一起就成為村莊。

  村莊是一個較為固定的定居點。每一座房屋及其周圍的宅地,稱為“曼蘇斯(mansus)”,都是獨立和不受侵犯的。人們往往將屬于自己的房屋和宅地圈圍起來,禁止他人隨便進入,違反者將處以重罰。這樣的“曼蘇斯”及在上面建立的家庭成了村莊社會生活的核心,外來者很難進入,他們只能在外部住居,于是構成了第二居住區。村莊周圍往往有富饒肥沃的土地,供村民耕種取食。西歐河流眾多,水源豐富,故村莊多為河流環繞,叢林草地密布。

  村民與社會 此時的西歐農村社會以家庭為最基本的生產和生活的單位。“曼蘇斯”一詞反映了這一基本的家庭觀念,它狹義是指在一個村莊中一個家庭的安居之所,安置火爐的地方,廣義擴大為以家庭成員為中心的農業實體,即農民家庭進行農業生產和生活所必須的耕地、宅地及其他。在日爾曼方言中與之對應的稱呼為“胡巴(huba)”,在英格蘭稱為“海德(hide)”。較大的家族可能是村莊生活的重要單位,如法國某地一個大家庭擁有68英畝耕地,其成員有20人,包括兩個已婚的兄弟(一個有3個孩子,一個有5個),一個已出嫁的姐姐和她的6個孩子,一個未出嫁的妹妹。但這時以一對夫婦及其孩子組成的小家庭實際上已經成為最基礎的單元,他們擁有自己的份地進行生產。

  農民的身份在此時已經發生了重要的變化,自由與不自由的法律界限以及社會生活的界限都很清楚。出現了自由的曼蘇斯與不自由的曼蘇斯,后者必須向領主服勞役。從最初的自由人變成不自由人,這一過程是漫長的,人們往往將其稱為自由民的農奴化。但是早期自由人為主導,農奴并不占多數。

  幾乎每一個村莊都屬于某一個或幾個地方領主,村莊中的土地為領主控制,往往以莊園大地產的形式存在。大地產的存在與農民小農經營構成農村社會生產生活的兩極。不僅大地產的主人與農民階級形成階級的對立,而且在經營方式上形成鮮明的對照。領主自己進行獨立經營的那部分被稱為自營地,農民租種的部分稱農民份地。領主自營地的經營體系建立在剝削農民勞動的基礎之上,這就是勞役地租。農民無償為領主耕種莊園的土地,來維持自營地的運轉。

  無論農奴勞動還是自由勞動,無論是農民小農經營還是莊園的大地產經營,都未能提高中世紀早期低下的勞動生產力。土地的耕種采取粗獷的經營方式,廣種薄收。實行的是二田制,耕地分為兩塊,一塊耕種一塊休耕,每年輪流進行。許多地方沒有耕犁,僅以樹枝之類的東西在田地中縱橫劃過。一種名為擺桿步犁(araire—plough)的犁具,沒有金屬犁鏵,也沒有犁壁,只能劃破土壤的表層,不能深耕,于是需要間歇性的手挖深翻來達到深耕的目的。較為精致的裝有犁鏵和犁壁的輪犁,雖然在使用卻不能普及,因為它對耕畜的要求很高,必須以犁隊的方式進行耕種,使得任何個人都很難組織和利用。工具的落后,技術的粗糙,使西歐農業生產水平一直停滯不前。以播下一粒種子所得到的收獲來計算,則西歐直到10世紀的種子收獲率仍然沒有超過2:1,這是何等之低啊!從加洛林時代的有限的文獻中,我們很少能看到糧食的積蓄和剩余,更多地我們讀到的是饑荒和饑餓的威脅。青黃不接的饑困無處不在,遇有荒年則只能沿門乞討。791年的一次大饑荒使農民被迫互相殘食,有些更殘食家人。

  農業是人們賴以生存的主要生活資料來源,但也不排除商業及其他行業的存在。鄉村化的直接結果是自然經濟占主導,但自然經濟下同樣存在一定的商品經濟。真正的自給自足在任何時候都難以做到。即使在最小的村莊也存在類似周集這樣的市場,以至查理曼的敕令中警告其總管不要將自營地勞動力吸引到市集上來,因為他們在市場上無聊閑逛耗費光陰。當然,市場的存在也使領主獲得一些蠅頭小利,于是他們鼓勵市場的存在和發展,也鼓勵他們的管家直接插手商業活動。例如查理曼的皇家自營地每年通過出賣谷物而給宮廷帶回大量貨幣。這些商業行為已經超出了農村的限制,有些甚至呈現出長途貿易的特征,艾因哈德就提到美茵茲的商人在河的上游購買小麥到下游出賣。因此,貨幣(有黑銀之類的便士作為交換手段)的存在,商業的有限發展使農村的經濟并不表現為絕對的自然經濟。

二、墾殖運動與農業的拓展——盛期農村社會

墾殖運動

  即使到10世紀末期,西歐的大部分土地都是森林、荒地或沼澤。意大利只有很小一部分土地有人耕種,法蘭西土地的一半或一半以上,低地國家(指今天的荷蘭、比利時所在的地區,又音譯為“尼德蘭”)和德國土地的2/3,英格蘭土地的4/5,都沒有耕種。因此土地開墾是在人口增加和生產力得到一定發展之后才真正開始的。據估計在公元1000年左右,意大利有人口500萬,法蘭西及低地國家有600萬,不列顛有200萬,德國和斯堪的納維亞有400萬,比起公元7、8世紀增加了1倍多。而到1348年黑死病前,這些數字分別為1000萬,1900萬,500萬,1150萬,人口增加都在2-3倍左右。但是,人口增加既是墾殖的動力,也是墾殖的結果。西歐人口的真正增長是在12、13世紀墾殖最為劇烈和最有成效的時期,說明人口在土地開墾增多、可耕地面積增加、糧食產量增加的前提條件下得到了相應的增加。

  人口的增加刺激了土地的開墾。西歐墾殖運動大約經歷了3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0、11世紀前后的砍伐森林,擴大林中耕地時期。這一階段相對比較緩和,砍伐和開墾也是時斷時續的,更是地方性的。農民在自己村莊和田地的周圍進行的此類蠶食性的開墾。往往將新墾的土地作為過渡地帶,在緩慢的發展中逐漸納入農村的開田制下進行耕作。雖然規模不大但仍然造成西歐地理外貌的一定的改觀。第二階段是建立新的村莊時期。此時西歐的土地開墾進入最為激烈和最有成效的階段。時間當在1150-1200左右,此時從事墾殖不再是農民個人的私下的行為,而是得到地方領主的支持與鼓勵。很多墾殖是由領主牽頭出資,農民及其他勞動者付出勞動。此類土地多位于沼澤山林或其他不適宜耕種居住的地區,所以領主往往采取一些優惠條件吸引人們來此定居。在開墾之初,領主還經常給農民提供幾個月的飲食,他們與農民訂立協議,給農民提供安全保障維持和平。那些無地的農民集體為領主開墾土地同時也為自己建立起新的村莊。這種開墾實際上是一種投資行為,領主出資讓農民開墾土地,然后從他們幫助建立的村莊或莊園中分享各種權利,獲得利益,如征收各種費用,享有禁用權等。所以我們看到有時是教士僧侶出資招兵買馬雇人開墾荒地,而荒地的主人則與僧侶達成協議分享新建立村莊上的各種權利;有時是貴族家庭進行投資,有時甚至是城市富有的市民出資進行投資開墾。這一階段的開墾在德國東部最為明顯和突出,主要表現為開墾森林和河流沖積地及沿海土地。在低地國家海水侵占了其土地的1/5或1/6,所以在11—13世紀時,修道院、地方領主、市民和農民自行組織起筑堤和排水協會開始修建堤壩,以巨石建成堅固的“金城”抵擋海水的侵襲,圍出大量的土地,并排干沼澤使之成為可耕種的糧田,新的繁庶的農場出現了。在意大利、在西班牙、在英國都有類似的行為。第三階段是墾殖運動速度和規模以及成效都相對緩慢的時期。但是土地開墾仍然在斷斷續續地進行,其中以德國的北部和東部持續的時間最長,一直持續到14世紀。

  第二階段是中世紀西歐農村歷史的轉折點,在幾個世紀的土地開墾中,西歐整個地理面貌甚至政治面貌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可以說西歐今天的地貌特征是在這一時期形成和固定的。為自由或財富的誘惑所吸引,成千上萬的拓荒者響應僧侶、主教、君主、領主的號召,在西歐大地上燒掉叢林、砍伐森林和灌木,利斧快鋤齊上,使林地變成耕地、草地、牧場。在廣袤無垠的森林中,人們開墾土地建立大的村莊和農場。到處是拓荒者建立的市鎮和定居點,原先森林稠密覆蓋地廣人稀的地區和國家,森林大部分消失了,城市和村莊出現了。看一看英國的情形就可以明了,曾經是西方森林最為稠密的不列顛,除了少數殘余現在已經沒有多少森林了。由于土地開墾,法蘭西的諸多為森林覆蓋的省份變成了今天的樣子,如阿圖瓦、皮卡爾迪、法蘭西島、諾曼底、香檳、上勃艮第、默茲河和孚日山區、布列塔尼、波瓦圖、阿奎丹及法國的東南部都變成了草原牧場和耕地。而從波羅的海和北海沿岸到阿爾卑斯山,從維斯杜拉河到萊茵河和孚日山,超過德國的北部、中部和西部以及奧地利瑞士的森林和荒地,我們會發現許許多多的新的農耕地出現了。

  正是由于這一偉大的墾殖運動,西歐農村在11—13世紀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研究證明整個西歐鄉村確實發生了改變其經濟地理格局的變化,與此同時在墾殖作用下,其農業生產也得到了較大的發展。確實13、14世紀的人們在面對肥沃的耕地、廣袤的牧場、郁郁蔥蔥的草地時是很難認識到幾個世紀前它們多是森林或荒地和半荒地。北方到處是綠油油的大麥小麥,南方則多為繁茂的葡萄園和水果園。正如法國學者布瓦松納所言:“這種拓殖的結果,就是使西方基督教國家的土地都得到了耕種。它有助于把一直為東方所擁有的經濟霸權轉移到西方各國手中,并使它們獲得了史無前例的繁榮,甚至比羅馬時代的繁榮更甚。”

11-13世紀農業的發展

  伴隨土地開墾、人口增加而來的是農業生產的發展和農業生產力的提高。首先農業技術得到提高和發展。在英國、意大利及法國、德國出現了不少關于農業耕作的書籍,它們或討論種植業或討論畜牧業,如英國有沃爾特·德·亨利的《田莊管理》、無名氏的《田莊管理》以及《佛列他》等農業著作。這些著作的出現說明人們對農業生產的關注和研究以及農業生產在經驗上的進步和積累。雖然它們所討論的問題及提出的一些方法和建議在今天看來不足為道,但確實反映了西歐農業生產的進步和發展。農業技術在中世紀盛期的發展被一些學者稱為“農業革命”,主要表現為重犁的使用和馬代替牛用于犁田以及三田制代替二田制。與早期的輕型耕犁不同,重犁有犁刀、犁鏵和犁壁,三者結合使土地的犁耕變得更有效率。鐵制的犁刀、犁鏵和犁壁使土地的深耕成為可能,犁壁將犁起的土壤翻向一邊也利于殺死雜草。重犁的出現使土地的形狀從方形變成較為狹窄的長條形,也使十字交叉的來回犁耕土地變得沒有必要。法國著名歷史學家布洛克認為在北歐條田和以條田為基礎的莊園出現于使用重犁的地區,重犁在形成北歐農村社會的外在特征上起了重大的作用。在那里人們集體裝備八牛犁隊,共同耕種插花交錯的條田形成著名的開田制和共耕制。雖然我們很少看到八牛犁隊的具體耕作圖形,但不可否認的是重犁犁隊在耕種北方濕重的黏土上有很大的優勢。它也確實提高了土地的生產率。

  畜力是中世紀農業的主要動力,以牛和馬為主。畜力的提高得益于牛軛和馬挽具的改進以及釘馬掌的發明。早先多用牛軛來挽馬,結果由于牛軛的肚帶和頸帶壓迫馬的胸部和喉部的靜脈和氣管,而使馬呼吸困難,腦部供血不足,于是影響了馬的潛力的發揮。新的馬挽具是固定的墊肩軛具,它擱置于馬的肩部,能使其自由呼吸,血流通暢。于是馬的力量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據當時人的證明,一個使用舊的牛軛挽具的馬隊僅能拉動1000磅,而使用新的馬挽具則能拉動4-5倍的重量。由于馬挽具的發明再加上馬的耐力比牛大,于是在11世紀末的北歐平原上出現了以馬代替牛用于耕種的情形。學者們一致認為馬代替牛標志著一個新的時代的開始。12世紀英國的許多文獻中都提到馬用于犁耕土地,法國更早。但馬并沒有真正取代牛而成為農業耕作中的主導,更多的情形是直到13、14世紀馬仍然多與牛共同組成犁隊,如二牛三馬的犁隊,六牛二馬的犁隊,也有純馬組成的八馬犁隊但數量不多。

  谷物輪種的三田制被學者稱為“中世紀西方最偉大的農業發明”。二田制是一田播種一田休耕,它是西歐早期最為典型的農業耕作制度。到12、13世紀三田制逐漸取代了二田制。與二田制相比,三田制不僅增加了播種面積而且還節省了畜力和人力。在三田制下土地被分成3部分,一部分播種冬季作物如冬小麥,一部分播種春季作物如燕麥、大麥或各種豆類,一部分休耕。第二年再輪著耕種和休耕。13世紀亨利·德·沃爾特在向人們推薦三田制時舉例如下。一個犁隊(六或八頭公牛)在三田制下能犁耕180英畝土地,而在二田制下則只能犁耕160英畝。試看下表:

二田制 三田制
耕地面積 160英畝 180英畝
每年播種面積 80英畝 120英畝
每年休耕面積 80英畝 60英畝
犁隊犁耕面積 240英畝 240英畝

  當時休耕地一般每年犁耕兩次,播種地犁耕一次。故二者的犁耕面積相等而播種面積不等,即付出同樣的勞動二田制卻沒有三田制的收獲大。三田制的優勢也正在于此,它增加農民耕種面積約1/8,增加生產率約50%;它使農民的勞動(如犁田、播種、收獲等)在一年中更為平均地分配,而不是那么集中,故增加了效率;它減少了饑荒的發生,因為它種植不同的作物為人們準備了不同的食物資源,而像燕麥等的種植則為馬提供了更多的飼料,又使馬的廣泛使用成為可能。至于豆類的種植則使土地肥力增強,同時也提高了土地的生產率。在三田制下,施肥比較精細,能保持土壤肥力不致過早地衰竭。

  “農業革命”一詞雖然有夸大此一時期技術進步的傾向,有些如英國歷史學家蒂托所言“將犁放到馬的前面”即本末倒置,但此時技術的進步是不能否認的。除了我們所說的重犁、馬用于農業及三田制的出現外,農業生產中的許多其他技術也在發展和進步,具體有施肥、選種、播種及田間管理等。

  土地的開墾及農業技術的發展和進步使農業生產力得到提高。首先,作物種類增多,除了裸麥、大麥、小麥、燕麥,又引進了撒拉遜谷物——蕎麥。豆科作物的種植不僅為人們提供了更多的糧食而且由于豆類的固氮作用也增加了土地的肥力。12、13世紀的西班牙和意大利開始了大米的種植。小麥則成了所有國家出口的重要糧食作物。市場園藝業也有了巨大的進步,除了普通的蔬菜,還從東方引種了冬蔥、向日葵、菠菜、茄子等。沿地中海一帶的國家到處是茂盛的果園,種植著橘子、杏、無花果、石榴、檸檬、橄欖等。即使在英國、低地國家、德國和法國北部也出現了葡萄園。而像茴香、靛青、茜草、蕃紅花等技術作物也在西歐得到種植和發展。甚至養蠶業在意大利也有發展。其次,糧食作物的產量增加。歐洲歷史上氣候的變遷、各地區土地質量的好壞、耕種技術的精細與粗糙、甚至各領主地產記錄方法的精確與否等等都有可能影響到我們對產量的估計,13世紀英國農學家如亨利·德·沃爾特設想的種籽收獲率分別是大麥8:1、裸麥7:1、豆類6:1、小麥5:1、燕麥4:1。這些數字雖然有些樂觀,但是無可否認的是到13世紀谷物平均產量是在逐漸增加,據法國學者杜比估計是從早期的2.5:1增加到4:1。

人口增長與土地饑渴

  開墾土地和定居可作為人口持續增長的標志,地貌上的特征則表現為村莊和小的子村落的星羅棋布,當然還有城鎮的迅速發展。此外還有農民份地的不斷增生和再分配,原先較大的曼蘇斯、海德及胡巴被慢慢分割成小塊的份地,如英國的海德(約120英畝)變成了維格特(約30英畝)甚至變成1/2、1/4維格特。而最為突出的是所謂土地饑渴現象,由于人口增加對土地的需求隨之增加,于是土地的價值迅速上升。表現為農民進入費的猛增,如在英國桃頓河谷13、14世紀之交每維格特土地的進入費高達40英鎊,在布倫特新開墾的土地的進入費為60英鎊。與此同時,由于對糧食需求的增加使牧場草地迅速減少,因為需要更多的耕地來種植糧食。結果是草地牧場的價值遠遠高于耕地的價值,而且農民擁有的家畜數量顯著減少,在13世紀溫徹斯特主教區的一些莊園無牲畜率高達47%,所以這是一個以犧牲養羊養牛來增加谷物種植的時期,它反映的是人口增加之壓力。土地饑渴造成土地價值的上升也造成無地少地勞動者數量的急劇上升,在英國及大陸擁有極小份地的茅屋農以及無地的勞工構成農村人口的1/3多數。如此多的人口在維持生計的邊緣掙扎,遇有荒年則常有饑饉發生,死亡率也很高。

  人口的快速增長,使開墾新的土地成為一種必須的維持地方發展生產的方法,但是由于新墾土地一般位于邊緣,土地的肥力不足,加之肥料的缺乏、耕種技術的粗糙,往往造成地力的枯竭。于是放棄幾乎趕上了墾殖的進程,原先耕種的土地被拋棄,耕地面積減少,隨之而來的是糧食產量的下降,人民生活水平的降低。這是一個與土地開墾農業發展幾乎相悖的發展進程,我們確實看到土地面積的增加,技術的進步生產力的提高,但我們也看到在人口的巨大壓力下農業生產所呈現的土地嚴重不足,土地使用過分而造成的地力枯竭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糧食產量的下降。因此11-13世紀農村的發展狀況不能一概而論。

三、莊園

  莊園是中世紀西歐非常著名的生產生活組織。雖然學術界對西歐是否有過全面的莊園化,即莊園是否在農村生活和生產中占絕對多數尚有疑問,但作為一個典型,莊園是不可忽略的。

什么是莊園

  學術界對于什么是莊園迄今還沒有統一的定義,但一般說來外國學者不僅將莊園看作一塊地產而且往往將其視作一個政治權力單位,甚至單純是一個政治權力單位,這與我們通常所理解的只是一塊有生產組織的地產的看法大相徑庭。在封建制度下,莊園就是一塊封地,它不僅能夠作為生產組織而存在,而且享有作為封地應享有的各類領主權,如行政權力、司法權力及經濟權力。法國的莊園(seigneurie)一詞清楚地表述了這些內容,作為生產組織的莊園、作為大地產的莊園、作為享有司法和經濟權力的莊園。英國學者多側重于從經濟方面來理解莊園,像梅特蘭、維諾格拉道夫等學者是強調莊園的典型性,認為作為莊園必須符合諸如地理的、社會的、政治的一些特征。如莊園與村莊一致,耕地分為領主自營地、自由份地、農奴份地,有莊園法庭等特征被視為必不可少的。雖然典型莊園在英國都未必很多,但直到今天仍然有相當多的學者強調這些典型特征,如蒂托就認為莊園必須包括領主自營地、佃戶份地。依附農民、領主司法權這4項內容。總之,西方學者多從經濟和法權的結合來認識莊園,他們的角度和方法值得我們重視。

莊園的結構

  莊園是什么樣子呢?莊園立足于自然村落,沒有人口聚居就難以成為莊園。而在一個村莊中,房屋、土地、人口是主要的構成因素。領主那相對較為高大漂亮的住宅和農民的低矮灰暗的房屋構成莊園的外觀,一般領主的住宅與農民的房屋并不毗鄰,而是有一些距離,或者一條小溪,或者一小片樹叢,或者一條小的街道將它們隔開。莊園中一般還有一座教堂,它是最為突出顯目的建筑,也是村莊的中心和大家生活的中心。以村莊為中心向外延伸,村莊的外形表現為極其明顯的不同層次,先是領主、農民的房屋宅地,它們多為籬笆圍起;其次是離村莊較近的耕地,它們往往以條田的形式分布于村莊的周圍,根據莊園耕作制度的不同而以兩片大田或三片大田存在,或種植大麥、小麥或休耕養田;再往外是草地,一般位于水源附近,莊園所需干草即出于此;與草地位置相近或者更遠一些的是牧場;最后是森林和荒地,也是莊園的外在界線,荒地森林在最外圍與其他村莊或莊園相接。這些外形特征從何而來呢?許多學者認為是農村公社的諸多特征演變而成,也有人認為是領主在新墾土地時有計劃地建立安排的結果。兩種情況可能都存在,但應以農村公社的特征更為突出。

  莊園結構的最基本的要素是土地和人口的結合。沒有土地,人民無以為生;沒有人民,土地不得耕種。土地又分為領主自營地和農民份地。

  自營地是領主自己直接管理經營耕種的那部分土地。以領主的宅地為中心,耕地、草地、果園、菜圃等在周圍圍繞。有時也包括荒地和森林。自營地的大小因莊園的不同而不同,并且隨時間的變化而變化。早期如巴黎圣日爾曼修道院的大莊園其自營地面積可達250公頃,而中小莊園如圣彼得修道院的自營地僅只有25公頃,相差懸殊。英國13世紀大莊園上領主的自營地平均為416英畝,中等莊園上為232英畝,小莊園上為92英畝。并且自營地總處于不斷的運動之中,越到后來自營地越小,這是自營地在各種力量作用下解體分化的結果,如向教會或其他宗教團體的虔誠捐獻、在繼承人中間的分割、作為封地和請地而賜予下屬。自營地中的果園、菜圃之類可能為籬笆或柵欄所圈圍,但耕地多以條田的形式散布于村莊的幾塊大田之中,而很少連成一片。雖然,自營地所占耕地多數是較為肥沃的土地,但集體共耕的原則使之與農民的份地交錯分布。

  農民份地是農民從領主處領有的小塊土地,該土地的所有權歸領主,農民只有使用權。農民死后必須歸還給領主,也可以繼承但必須交納相關的費用。農民份地在各國有不同的稱呼,法國稱曼蘇斯、英國稱海德后來稱維格特。德國稱休夫,雖然叫法不一,大小也不等,但反映了西歐農民份地的一個重要特征:面積的基本相等。曼蘇斯在法國的大小一般在13公頃左右。英國1海德標準為120英畝,但它是早期的習慣,后來以維格特為農民份地的稱呼,它一般為30英畝。德國1休夫的標準面積為30摩根,合10.45公頃。這些數字反映的是農民份地的一般規模及其平等性。與領主的自營地一樣,農民份地也是分成許多的零散的條田與其他人的土地交錯分布,有時一戶份地會由幾十塊條田組成。條田交錯分布,農民的份地彼此相連,從外觀上很難區分。農民份地按領有的條件的不同,分為自由價地和農奴份地,前者以自由條件領有,后者以不自由條件領有。

  農民份地與自營地的大小比例一直為學者們所關注,因為該問題既可反映莊園上勞動力的來源及使用情況,也可揭示自營地經營的方式和性質。農奴份地比例越高則莊園使用農奴勞動的比例越高,反之則越低。自由份地比例越高則莊園對農奴勞動的依賴越低,而對雇傭勞動或其他勞動依賴較多。同樣自營地比例越高,則其對農奴勞動或自由勞動的需求也就越高,反之則越低。這些數字實際上反映的是莊園到底能否都稱為勞役制莊園,當時的社會是否可以稱為農奴制社會的問題。科斯敏斯基的研究證明在13世紀英國中部地區,自由份地是不容忽視的一支力量,自營地和農奴份地比例則并不像人們想象得那樣高:自營
地為32%、農奴份地為40%、自由份地為28%。而且許多地方自營地與農奴份地相比顯得太大,則農奴份地并不能為自營地提供足夠的勞動力,勞動力從何而來就是問題的關鍵。按科斯敏斯基的研究,在英國大莊園(1000英畝以上)的農奴份地比例遠遠高于中等莊園(500-1000英畝)和小莊園(500英畝以下)。下面的自營地、農奴份地與自由份地的比例很能說明一些問題:

大莊園 20:51:23
中等莊園 35:39:26
小莊園 41:32:27

  莊園越大對農奴勞動依賴越多,而中、小莊園相對較為高比例的自營地由于其中得不到足夠的農奴勞動力故更多依靠臨時雇傭工人。所以小莊園實際上在破壞著莊園制度的支柱之一——奴役勞動,同時也在破壞著莊園制度本身。

莊園的生產與管理

  機構與管理 自營地和農奴勞動被認為是勞役制莊園生產的兩大經濟基石。自營地的經營是領主的主要生活來源,他們往往親自或委托代理人進行經營與管理。

  12、13世紀西歐莊園的管理有了相當大程度的發展,這不僅體現在管理機構漸漸較為完善,而且表現為管理技術和制度的相當發展。在西歐各國的領主莊園有一支經過相當訓練的管理隊伍出現,他們在管理中漸漸發展出較為科學和有效的一套制度和方法,表現為分工更為細致,生產的安排更為合理,出現了較為精確的會計制度以匯總和安排領主的收支。于是,在不少莊園都留下了比較豐富的收支賬目、調查記錄等。為總結和推廣生產與管理的經驗,出現了不少的農書。農書的出現雖然不盡是莊園生產與管理的全部反映,卻也真實地揭示了當時人們管理生產的愿望與努力。正是從這樣的角度出發,一些學者將此時的生產管理的發展變化稱為“管理革命”。

  中世紀的莊園管理者階層的構成不盡相同,一般高層的管理人員多是領主的親屬或有相當親密關系的人,這些人未必受過多少教育,實際上具體的操作靠其手下的人員。較為低層的管理者負責具體的莊園自營地的生產經營事務,他們往往受過相當的技術和技能的訓練,有相應的法律和經濟知識,也有相當的管理經驗。

  大地產往往由幾個甚至幾十個莊園組成,對這些分散在各地的地產做總的管理和安排的人一般被稱為總管。查理曼時期的《莊園敕令》中以及諸如修道院的地產冊中,對總管的職責就有很清楚的描述。如監督莊園上的農活,處理好收來的各種農產品,為國王或領主提供食品和用具,發布國王或領主的命令,到處巡查等。到了12、13世紀,總管的職責仍然沒有多少實質性的改變。總管仍是負責領主的全部莊園上的事務。他應該做的事情完全可稱之為事無巨細。他黎明即起,到莊園各處巡視;他應管理犁隊的土地犁耕、耕地的施肥和改良土壤、草地干草的對割、曬制和堆藏。種子的選購、農具的修理、谷物的打場和歸倉、稻草和麥秸稈的堆垛、糧食的出賣、市場的行情……他還應看管牛馬役畜、大小山羊、綿羊、公豬母豬等家畜的放牧、交配、產崽;他當然更應該督促莊園上的大小管理人員各司其職,督促莊園上的奴仆雇工進行生產。管家是莊園的直接負責人,他無須凡事征求領主或總管的意見和指示,許多事情由他拿主意。因此管家的能力和智慧直接決定莊園經營的好壞,也決定管家自己的命運。若遇事一籌莫展,全無主見則形同虛設;若損害領主的利益、行為不檢點,則應該受到處罰;若對莊園農民役使太過、剝削過重則又激起農民的反抗甚至恫嚇、辱罵和毆打。所以管家一職不是那么好當。當然由于能夠從領主處領取相當高的工資,加之在管理中得到各種實惠,故愿意做管家者不乏其人,并且他們多數是貴族出身,且受過一些教育。

  管家可能是外來人,為加強莊園管理,故需要熟悉莊園情況的本地管理者的協助,這一職務就是莊頭。“莊頭應該是教區全體居民一致選出且一致認為是他們中間最好的莊稼漢和最老實的人。”作為最好的莊稼漢,他知道土地耕種的一應程序和技術要求,故能夠使莊園上的生產順利和有效地進行。他督促雇工干活,無論采取什么方式(或者以莊園長者的姿態,或者以技術權威的身份,或者威脅或者利誘),他若能使莊園的土地犁耕好、播種好、中耕好、收獲好、儲藏好就是成績。他也要監督干活者,務必不使其偷懶耍奸,如他必須留心不許脫粒或簸揚的人偷偷摸摸往懷里、衣服里、靴子里、衣袋里或其他口袋里裝糧食拿走。此外,照料牲口、準備飼草、糧食計賬入倉、維修農具和房屋、查看溝渠等都是他分內之事。作為最老實的人,他往往對領主或其管家言聽計從,充當領主監督和控制農民的角色,但莊頭與莊園農民的關系總的來看是較為和諧的,因為他本人也是受領主剝削的人,一般莊頭多是農奴出身,身上還有不少的義務甚至勞役,他與普通農民在感情上能夠溝通。莊頭的工作十分辛苦,但報酬卻很少,有時因為不能完成領主征收稅收的任務而不得不自己掏腰包,所以許多人對這一差事很害怕。

  莊頭之下還有不少負責具體事務的管理人員。負責巡視看管林地、耕地、草地,預防盜賊,監視干草的曬制的管理者,是莊園家畜圍籬管理員。檢查莊園一應明細賬目,了解莊園的收人和支出狀況,檢查和弄清馬、役畜、公牛、或其他牲口的死因的人員,是會計檢查官。其他還有犁田漢、牧牛人、牧豬人、牧羊人、運貨馬車夫等管理人員,不過他們更像莊園的勞動者,而非管理者。他們中的許多人由主人供給飲食甚至住宿,在領主的嚴格控制之下,在法律身份上與奴隸相近。這些人往往與領主居住在一起,在某種程度上構成領主大家庭的一員,他們或者是家生奴隸的后代或者是農奴的子弟。他們有些奴隸的不自由的特征,也有自由人的某些特征。平時他們為領主做各種各樣的家務活,如做飯洗衣、牧馬放牛、蓋房修屋以及挖溝排水等,農忙時節則為領主耕田耙地、割草運糧。他們中的許多人是有一定耕種技術的種田能手。他們實際上是領主長年雇傭的勞動力,其工資一般按年或季度來支付。他們吃住在領主的莊園,不時可得到領主賞賜的各種實物,年終還可以得到一年所應該得到的工資報酬。工資的高低按他們技術熟練的程度來區分,如住在法國波尼埃一領主家的23個人中,有12個人是犁田漢,他們每人每年除了食物還可以得到45-100蘇的工資。除了住居在領主家內的奴仆,更多的奴仆有自己的家庭和不大的一塊份地。他們白天在領主家中干活,晚上在自己家中居住,他們有一小塊土地及房屋,離領主的住所不遠,但土地不足以維持生計,所以他們的生活以工資為主。他們有些日工的性質,但又與領主有輕微的依附關系。

  除了這種較為固定的奴仆之外,莊園的生產還依靠雇工。實際上在西歐中世紀存在大量沒有領有份地或者只領有數量極少份地的農民。英國東部的亨廷頓、劍橋、貝德福德、白金漢等郡13世紀后期在園中少地農奴(只有5英畝及不足5英畝)占農奴總數的50%,而少地的自由農民所占比例為50-80%,這還不包括沒有記錄下來的無地農民。他們的份地往往不足以維持生計,于是只好以出賣勞動力來換取生活所需。這些無地少地的農民是莊園自營地經營的勞動力蓄水池。早期雇傭勞動多以中小莊園為主,到13世紀西歐各類莊園中不使用雇傭勞動的已經很少見了。甚至在英國最為保守的教會地產上,13世紀自營地的經營也多為使用家內奴仆和招募日工,而很少使用強制性的奴役勞動。在大陸,奴役勞動的作用也大為削弱。雇傭臨時或長期的付酬工人成了自營地經營最為劃算之道。付酬的方法在各地有不同,一般按時間有按日計酬、按周計酬或按年計酬。在法國伊黑貢的提埃里的自營地上,一般播種者按播種面積付酬,春天播種谷物的婦女每天可獲4-6第納爾,收割者可能既按天數,也按面積,也按合約計酬。而按收獲量的多少計酬在今天看來很有特色,收割者將收割的第11捆、第15捆或第20捆作為自己勞動的報酬。冬天的打谷者則以打下的谷物或貨幣作為工資。于是我們毫不奇怪地看到每到收獲季節人們就開始在山間平原季節性的遷移,去掙那臨時的工資以養家糊口。

  勞役制莊園的經營主要依靠農奴無償的勞動,這就是勞役地租。一般領有全額份地的農奴每周要為領主服3日的勞役。農奴的勞役種類繁多,幾乎生產的各個環節都必須以農奴的勞役來完成。土地的耕種是最主要的,農奴不僅付出自己的時間而且要預備耕犁、牛馬、種子等一應的耕種所需的物品。從冬天播種、夏天中耕到秋天收割打場、將糧食運進領主的谷倉,一應環節概莫能免。此外還有割草勞役,農奴每年8月為領主在草地上割草,然后曬干儲藏作為冬天牲口的飼草。運輸勞役則是農奴以自己的牲口為領主裝運糧食、肥料等。下面的農田耕作日程或許可以反映農奴一年四季為自營地經營而不斷忙碌的情形:

1月、2月:犁耕土地、耙地、施肥、植樹、建起籬笆;
3月、4月:春播開始、犁耕準備種冬小麥和黑麥的休耕地;
5月:庭院種植、挖壕溝、清除灌木叢;
6月:肥田、犁耕休耕地;
7月:曬制干草;
8月:收獲;
9月:最后一遍犁耕休耕地;
10月:冬小麥播種、打谷、撤除籬笆;
11月:漚肥、家畜進屋;
12月:為豆類作物的種植而犁耕土地。

  總之,莊園依靠農奴的勞動來完成農業生產。但是,不是所有的莊園都有足夠的農奴勞動力供領主自營地的生產經營。許多莊園沒有農奴份地也就沒有農奴勞動,尤其是在12世紀之后,西歐許多莊園的勞役被折算為貨幣使勞役的重要性大為減輕。在許多地方貨幣地租正逐漸取代勞役地租而成為地租的主要流行形式,如在13世紀的英國,貨幣地租占主導和優勢,勞役地租只占1/3,而貨幣地租占到2/3強,即使在勞役地租比例最高的東部諸郡,它也只占39%,肯特約克等郡則幾乎沒有勞役。

  莊園生產與商品經濟 自營地作為領主直接經營的那部分土地,其主要目的是為滿足領主個人及家庭的生活所需。無論教會還是世俗領主,他們所最為關注的都是基本的生活需要,如13世紀英國的一個文獻所反映的那樣,領主關心的是自營地上糧食的收獲量、牛羊、雞鴨、蔬菜、水果的供應,因為它們直接關系到領主到各莊園巡行就食。如9世紀法國的科爾比修道院的經營,不僅有普通的耕地,而且有專門的菜園、葡萄園、果圃、魚塘,它們種植領主所需的蔬菜水果,甚至還有專門種植藥用植物的園子。該修道院還有大規模的畜牧業,飼養鵝和母雞。

  莊園經營的主要目的是滿足領主及其家人的生活所需,因此有著很鮮明的自然經濟特征,但莊園從來就很難達到真正意義上的自給自足,它與外界有著緊密的聯系。市場的波動同樣牽動著領主及其代理人的心,領主鼓勵農民及其他人來本地經商,也鼓勵其莊園的管理者直接插手商業。哪怕是最歉收的年成,領主自營地也必然有剩余的產品進入市場流通。從地產簿記所反映的情況來看,封建經濟具有某種程度的商品經濟屬性,存在著產品依賴于市場的經營傾向,并且地產越大其對市場和貨幣的依賴越深。11—13世紀人口的增加、需求的增長,更刺激了商業活動的展開,尤其是城鎮的興起。莊園生產越來越為市場價格
的變化所左右,莊園經營中的市場因素的作用日益顯著和重要。12、13世紀谷物價格的上漲,刺激了許多大地產進行谷物的生產。英國和地中海是兩個大的谷物貿易地區。溫徹斯特主教地產的32個莊園,平均每年進入市場的谷物達13000蒲什爾,這幾近自營地毛產出的一半,若扣除種子則其進入市場的谷物比例高達80%。這并不是個例外,如溫徹斯特這般為市場而生產的中小莊園數量不在少數,尤其是在1300年以后更是如此。13世紀馬歇爾伯爵的肯特莊園在1270-1271年的總收入為69英鎊,而出售產品所得為53英鎊,1305至1306年的總收入為94英鎊,而出售產品的收入達81英鎊。該莊園賣出的物品有牲畜、家禽、黃油、奶酪、家兔等,尤以糧食為最大宗,羊毛次之。在大陸法國、德國和意大利的某些地區,領主自營地為市場生產酒類的情形更加普遍,從萊茵河岸到盧瓦爾河到塞納河到處是葡萄園,其中圈地生產者多為莊園領主或教會高級教士、富裕商人。

  莊園的出租與重建 領土自己不經營地產而將其交給他人經營耕種,自己收取一定的貨幣或實物地租,這種行為就是莊園的出租。出租莊園的行為可能很早就在西歐各國的封建領主的土地上出現和存在,如英國末日審判時代曾有這樣的情形,但12世紀之后才漸漸蔚然成風的。教會地產是始作俑者。原因有三,一是當時市場產品價格過低而形成所謂經營無利可圖的時代。而教會地產除了滿足教會人士的生活所需之外,更大的方面是向市場出售產品以謀取利潤。產品價格的下降,經營費用的增加,使教會地產經營殊少利潤,出租就成了一個重要的解決問題的辦法。二是教會地產大都相當大而且分散,有時其地產兼跨幾個郡,造成管理上的困難。出租使分散的莊園歸當地或其他人耕種經營,能得到有效的管理,領主的收益也會增加。三是名義上教會對其地產有所有權,但實際上土地多被控制在世俗領主手中。因為許多來自世俗人士的捐贈,土地雖然捐出,權力卻沒有。早先的地產管理人員可能還以教會人士為主,后來則隨著地方世家大族的子弟漸漸滲入且控制教會地產,教會已經很難從地產上獲利了,更多的財富流入地方領主的腰包。為此,教會或者以來邑、封土、請地的方式將地產暫時轉讓出去,自己征收一些貨幣或其他象征性的地租。而將莊園出租則更能解決有地產而無收益的問題。總之為了更好地管理地產,獲得更多的收益,教會地產被出租了。當然出租莊園的行為不限于教會地產,世俗地產也仿而效之。

  莊園出租的最重要的特征是整個莊園包租給一位承租者。該承租者在某種意義上是領主的代理人,他必須假定擁有領主召喚佃戶勞動的權力,即他承接了領主在莊園上的所有權利和職責。所以包租莊園不僅僅是土地的承租而且是家畜、農具、房屋甚至農民勞役和其他義務的承租。簡單地說,莊園只不過換了一個主人,其他一切都依然如故。這個新主人或者承租人往往被稱為“租地農場主(farmer)”,他們的人員構成相對比較簡單,或者是本已經在莊園做管家莊頭者,或者是領主尤其是教會領主的親屬,或者是地方領主控制教會地產的代理人,或者是地方鄉紳、教會僧侶。他們以固定的期限承租莊園,一般為一生或兩代、三代。承租人在承租期間向莊園的主人交納地租,地租租金一般是固定的,或分成,或定額,但都比較固定,分成制一般為對半分,也有租金與收成之比為1:3或1:4的;定額則是交納一定數量的實物或貨幣。早期的地租多為實物,尤其是提供領主食物和日常生活用品,教會地產上對實物的需求更為迫切。后來則貨幣地租占越來越重要的地位。12世紀的伊萊修道院、圣埃德蒙德的伯里修道院以及其他很多教俗地產的出租都采取收貨幣地租的方式。租金雖然是固定的但也并不是沒有變化,在許多時候它也相當的靈活,領主總是盡可能地想方設法來調整和增加租金,如拉姆塞修道院在1086-1135年間莊園出租的租金增加了一倍。

  出租后的莊園從整體上繼承了原莊園的諸多特征,它的經營方式甚至許多的細微末節都幾乎沒有改變,雖然新主人會為它帶來一些新的東西。其中最重要的是其封建性質沒有改變,莊園的承租者仍然以剝削各類農民作為經營獲利的手段,農奴的勞役仍然是莊園生產的主要力量。

  教俗領主出租莊園顯然是因為有利可圖,但社會經濟的發展使形勢在1200年之后發生了變化。領主出租的只是莊園的使用權,可承租者卻在不斷努力以求將莊園地產變成世襲的地產,于是他們延長承租期限,或者到期不將莊園歸還。租期的延長雖然為領主增加租金提供了機會,卻也使領主對莊園的控制越來越弱。這種危險的存在不時提醒領主加強對出租莊園的遙控。1200年左右西歐各地的通貨膨脹,對領主固定的地租來說是個災難,以貨幣交納的租金變得越來越不利于領主了。領主自然不甘心自己的利益受損,他們先是縮短莊園承租的期限,由最初的終生或兩代三代減為24年、12年、9年、6年不等,以增強應變能力。短期租約顯然有利于領主的不斷根據市場而調節自己的出租政策。后來,更有許多領主將莊園收回,自己經營,于是他們從食地租者一變而成為經營土地的企業家。傳統的出租體制為更為有效的經營體制所代替。領主或者將土地收回或者另開辟新的莊園或者增加自營地的面積減少佃戶的份地面積,于是自營地經營又成為莊園的一大特色。領主對農奴的勞役要求也增加了,原先折算過的勞役又被恢復,出現了所謂的“領主的反動”。事實證明,此時自己經營土地不失為增加地產收入的一個辦法,如英國伍斯特地產上的收入,1066—1212年為每年250—350英鎊,13世紀60年代末年收入增至600英鎊,1290—1313年間更增至每年1200英鎊。然而隨著14世紀經濟的衰退,莊園的自營地經營又變得無利可圖,農奴也逐漸獲得解放,莊園最終走向解體。如英國學者米勒和哈切爾所言:“那典型的由莊頭直接經營和管家監督的莊園、那能帶來地主經濟繁榮且一如一個等級官僚體制的制度必定不能成為中世紀農業的持久景象”。

作為行政司法機構的莊園

  領主與領主權 在西歐封建的原則下,一塊封土就是一個獨立或半獨立的社會經濟實體,領主除了經濟的特權之外,還享有行政及司法的特權。對封土上的土地和人民實行全面的統治就是領主權。這種領主權是公權和私權的統一,是公法和私法的統一。一塊封土上的經濟所有者,就是政治上的統治者對當地的居民有行政管理和司法審判的權利。莊園作為領主封土的全部或一部分,自然而然地享有了封土所應有的各種權利。領主權有不同的類型,一般多集中在兩個主要方面,土地的領主權和禁用權。前者指來自土地的各種權利,因為土地為領主所有故其能夠按自己的意愿來安排土地的經營,他也能利用土地上的勞動力進行生產。這就是上述的莊園的經營與管理;后者則來自對土地上人民的統治權,與封土上的特思權或豁免權相類似。領主將其權威強加于他所統治的整個地域,他也就能夠使土地上的依附農民承擔附加的義務。嚴格說來領主的這一權利來自于他在本地區的政治和軍事權威,來自他強大的勢力,所以又可稱其為地域領主權。其中以地方堡主的權利最為突出,在早期它與禁用權基本相一致,但后來堡主漸漸喪失其優勢與壟斷,其他貴族也獲得了禁用權。禁用權的具體內容因時因地而有不同,一般包括磨坊、烤面包爐和榨酒器等的禁用權,即農民只能到領主的這些地方去磨面、烤面包和榨酒,不能自己建立類似的東西,領主則從中收取費用。而最重要的禁用權是地方上的人民必須出席領主法庭的訴訟,有案件都要在法庭上進行審理而不能到其他領主的法庭。這并不是說領主有多么仁慈,多么關心其管轄下的農民,或者他們想為人民主持公道,而是他們想獲取更多的罰金。出席領主法庭者要向領主交納罰金,所謂“司法中有大錢”由此而來。

  莊園法庭 莊園法庭是領主行使其司法權的最重要和最經常的手段。封建司法權利有許多種,等級制決定了司法權利的不同等級和種類,如英國有國王的司法審判、郡司法的審判、百戶區司法審判等。莊園法庭是其中最基層的司法權利機構,它負責審理發生在莊園的一應案件,尤其是民事案件。至于較為重大的一些刑事案件,則在更高級的領主法庭,或國家行政管理中心的百戶區、郡甚至國王的法庭審理。

  中世紀莊園法庭,無論從形式到審理案件的方法都與今天的法庭有相當大的差異。首先法庭不是常設的機構,沒有固定的人員構成,也沒有法定的辦事地點。法庭的主持者一般是領主或者他的代理人,他們是事實上的法官,但他們只是臨時充當這一角色。參與法庭審理的其他人員在英國叫陪審員,他們組成陪審團。他們都是莊園的農奴或其他身份的農民,有自己的土地和家庭,充當陪審員只是他們的一種義務。這就決定了莊園法庭不能經常開庭,更不能有一件案子就立即審理一件,而只能是定期召開,殊少隨時訴訟隨時審判的事情。一般開庭的時間間隔因時因地而異,有些較為頻繁,每3周4周開庭一次;有些則間隔較長往往一年半載不能開庭一次,有的甚至兩年或更長的時間才開庭一次,使法庭形同虛設。往往是什么時候領主或其總管管家想起應該開庭審理一次本地案件了,法庭才在他們的主持下召集陪審員,將一年甚至更長時間中積攢下來的案件來個一次性的審理。

  開庭了,農民無論什么身份都須出席,有無故不到者,將給予罰款。但出席法庭的這些農民,對于法庭的審理只有旁聽的權利而不能發表意見和看法,只有經過特別推選的、由陪審員組成的陪審團,才能對案件做出審理和判決。他們在法庭上陳述案件的經過,展示相關的證據,做出裁決。他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法庭的審理過程及判決決議一般都被記錄在案,這就是莊園法庭的檔卷。從這些檔卷中可以看出,在國法庭是地方事務的管理者,是地方法規的制定者,是地方案件的審判者。它審理涉及的案件從人與人的關系來看,則不僅有農奴與農奴之間的糾紛,更有領主與農奴之間的沖突與矛盾;從范圍來看則真可謂事無巨細都在它的視野之內,一些法庭不僅能夠處理鄰里吵架、小偷小摸、亂倒垃圾、財物丟失、債務糾紛、土地的轉讓繼承等極其具體瑣碎的事情,而且也能處理審判諸如殺人放火、盜竊之類的重大案件。如英國的貝克修道院莊園在1246—1249年的法庭受理案件共122件,其中,涉及領主的利益和司法權利的有92件,占總數的75.5%,涉及佃戶之間的暴力和侵權事件的訴訟有30件,占總數的24.5%。在1259-1261年的阿爾里瓦莊園受理案件共169件,關于領主權益的數字分別為104和61.5%,關于佃戶之間的糾紛的數字分別為65和38.5%。從中不難看出莊園法庭為領主服務的實質。但要說明的是法庭檔卷記錄佃戶訴訟案件的文字要比關于領主利益的記錄文字長得多。當案件涉及的是農民之間的糾紛時,管家往往能夠表現出相當的公平性,法庭也確實體現了它的管理者的角色。它制定出地方法規,約束和干預人們的生產和生活。如在1450年英國的懷特斯通法庭根據地方十戶聯保的意見將當地開妓院和當娼妓的3個婦女驅逐出莊園,且罰款20先令。至于涉及領主與農民的沖突與糾葛,則法庭更多地表現出維護領主的利益的傾向。因此領主或總管往往要控制陪審團,以求裁決有利于自己,表現為指定陪審員的人選、在裁決以前給予陪審員以暗示或警告。一般說來,陪審團的判決都是根據領主或管家的意見而做出的,但在各地區也時有與領主或其代理人對抗之事發生。如15世紀英國伍斯特主教地產的一個莊園法庭就某一案件做出審判時,主持的管事告訴陪審團應該怎樣裁決,并強調他的觀點來自皇家的審判,但陪審團拒絕按管事的要求作判決,管事一怒之下對整個陪審團進行罰款,并希望大家回去好好想想,明天再做決定。第二天,陪審團來了卻仍然拒絕合作。

  莊園法庭的訴訟有極其死板的程序和標準的語言。若有冤情,原告須先上告,并準備有真實的證據和擔保人,法庭接受上告后,被控告的一方未必就能立即到庭受審,他可以一拖再拖甚至三拖,這樣下來往往數月甚至數年過去了。若原告緊緊咬住不放,被告拖不過去,只好到庭。開庭之日,原告先申訴理由,接著被告自我辯護,雙方相互辯駁,唇槍舌劍各不相讓。此時,語言的準確和事實同樣重要。這就要求原告和被告要以法庭所欣賞和認可的語言來說明案情的經過,同時他們還要熟悉相關的法律及歷史知識,否則會敗訴。這些要求實際上是相當專業化的,不是所有農民(城市市民也一樣)都能夠勝任。聽取了雙方的證詞之后,法庭就案件向陪審團進行調查取證,陪審團當庭宣誓,說明事情的真實情況,提供裁決的意見和建議。最后,由法庭或陪審團做出裁決。審判結束。僅審判決議的執行往往被大打折扣。如英國圖廷·貝克莊園上一個名叫理查德·布雷德維特的農民于1394年被控告違反莊園習慣法,法庭命令他下次開庭出示法庭檔卷副本,以證明他的土地持有權。但他一拖就是18個月,法庭再次敦促他下次出示,但他下一次仍未出示。英國沙克波魯格的一位仆人因為卷入不同的打架斗毆和小偷小摸事件而被莊園法庭勒令離開,但其雇主——一個莊園的頭面人物仍然讓其留在莊園。可見要執行法庭的判決決議何其困難。

  晚期中世紀莊園法庭一如其他封建制度和機構,也在逐漸削弱其力量。我們看到法庭的召開越來越少了,在英國基伯沃斯1458-1500年的42年間僅召開莊園法庭14次,平均每3年才一次。不僅如此,各地區的農民也越來越不愿意到莊園法庭來訴訟,他們或者到百戶區法庭或者到郡法庭甚至到王室法庭去訴訟,使莊園法庭的作用日漸削弱。在英國漢伯雷和懷特斯通,1420-1430年,領主想通過處理諸如債務、非法侵入、毀約等訴訟來得到罰金,已經非常困難了,那里的農民已不再把此類權利交給領主。而且陪審團的力量逐漸強大,他們往往自己做出一些重要的判決,經常不出席法庭的審判,如15世紀英國伍斯特主教區的番爾西切爾的一次莊園法庭會議,應出席的12個陪審員中有5個缺席。總之到晚期中世紀,作為行使領主司法權的莊園法庭,正逐漸喪失其管理莊園、控制人民的行政司法職能。




節選自黃春高《西歐封建社會》,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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