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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廣林:現代政治文明可追溯到中世紀的英格蘭
來源: 作者:本站編輯 [日期:2019/6/21] 瀏覽:

 

《大憲章》的政治對話、政治協商和政治同意的原則,再加上議會制度的原創、運作與改進,都使得國家從國王獨裁轉向國王和議會共同治理國家,由此而為其現代政治文明的建構提供了歷史的源頭活水,并推動英國成為西方政治文明的樣本。但這并不意味著《大憲章》就不是一個封建性文件,中世紀的議會就是超然于國王之上的國家主權機構!


 


對于本期的英格蘭文明,我就其中一個方面來講,就是為什么會有本期活動的策劃?把英國文明作為我們的比較對象是由中國現代化的進程所決定的,也是由中國知識界對西方近代文明的認知所決定的。近代以來我們一直強調學習西方,學習西方到底學誰?學美國還是學法國、德意志?相比下來,最好的歷史樣本是英國,因為英國率先從舊的封建主義向近代資本主義的進程過渡,所以這次選擇英格蘭文明作為討論特別重要。

 

談到我們將英國文明追溯到中世紀,或許大家感到困惑。高中教科書讓我們只知道古希臘羅馬文明、兩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埃及文明,卻對西歐中世紀的認知一片空白,除了知道教皇在中世紀搞黑暗統治,其他什么都不知道。但在14、15世紀的西歐,資本主義萌芽出現了,民族國家興起了,文藝復興醞釀了,宗教改革爆發了。這些東西究竟是從哪兒來的?其根基在哪兒?在雅典、羅馬嗎?不在。其根基在其他的國家嗎?更不在。我們對中世紀的了解甚少,又知道16世紀布魯諾被燒死,因此覺得中世紀是愚昧的、黑暗的、落后的。


 


然而,西方人卻把他們的政治制度、價值觀念的根基追溯到中世紀,當然也有追溯到希臘、羅馬的,但他們主要是將政治制度的歷史根源追溯到中世紀,那主要是追溯到哪個國家呢?正如劍濤教授所講的,主要是追溯到中世紀的英格蘭。所以我覺得本期活動的策劃特別精準,而且我們國家正處在從傳統向現代過渡的歷史階段,使得這個討論更有意義。


英格蘭文明的核心是政治文明


有關英國文明,什么最重要?對英國文明,我首先想到的是政治文明。在整個西方政治文明建構和發展過程中,英國政治文明是一個眾所認同的權威模板,是一個典型的歷史樣本。劍濤教授講得更精準,認定內容的核心就在于英格蘭政治文明的原創性。史實的確如此!英格蘭政治文明在建構與演進的過程中,雖然時常發生政治沖突,但大多是小打小鬧、波瀾不驚,并在其中不斷有政治上的創制。而英格蘭的其他文明,如經濟上的、科學技術上的、道德倫理上的東西,在很大程度上常常是由她的政治文明的建構、發展決定的。

 

 

談到中世紀英國的政治文明,就要提到1215年的《大憲章》。當時英國國王約翰王在法國戰敗,被迫在國內征收大量的封地繼承金,征調大量稅物錢財以應付對法國的戰爭,由此引起國內貴族、教會乃至市民的憤怒。這些政治群體為維護自己的權益,就不斷地把所謂的祖宗之法、所謂的先王舊制,或者封建傳統、封建習慣拿出來對抗王權,和國王進行十分較真的討價還價。最后在1215年6月15日雙方達成協議,簽訂了英國政治文明史應該說是整個西方政治文明史乃至整個人類政治文明史上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大憲章》。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歷史成就。


 

《大憲章》包含著明確的政治對話原則、政治協商原則、政治同意原則,也就是說國王無論是要征稅、審判、逮捕,還是扣押臣民,都要與臣民討論、協商,經過臣民的同意才能為之。為此,反叛的貴族群體還組成了一個25人構成的委員會,宣稱如國王違背承諾,委員會就有發動兵諫的權力。《大憲章》并不否定王權,旨在維護貴族的傳統封建特權,從歷史的語境與角度看,這是一個封建性的文件。只不過,《大憲章》提出對話、協商、同意原則,的確是了不起的。

 

 

在《大憲章》精神的發酵下,14、15世紀的英國貴族、教會以及市民,教會在與王權對抗時,總是把《大憲章》提出來,用《大憲章》的原則限制王權。也正是在《大憲章》精神的醞釀下,英國政治文明中還有一個原創性的東西,那就是議會。“議會”(parliament)這個詞最初的意思就是談話、交談、討論。14世紀時,英國議會最終建構起來,成了國王和貴族以及地方等級代表進行對話、協商的政治平臺,成為治理國家的一個重要機構。在14、15世紀,議會特別是下議院逐漸操持了立法權和稅收批準權,這對后來的政治影響很大。因為國王要立法、征稅,不是由自己說了算,不是說國家要征稅就可以馬上征稅,而是需要討論協商達成一致意見方可進行,這是一個必須履行的政治程序。對臣民的審判也要有一個程序,創制法律也要有程序。通過走程序使國王對國家的統治規范化、法理化,由統治轉向治理,在統治轉向治理的過程中逐漸制度化,將王室的權益與臣民的權益捆綁在一起。

 

 


由此可見,《大憲章》、議會制度體現了英國“王在法下”的法治傳統,國王必須按照法律來行使權力。在整個中世紀的英國政治文明里面,無論是《大憲章》,還是議會的創制與運作,都體現了協商為政、政治對話與政治同意的原則,正是這些原則為后來現代英國文明的建構輸送了源源不斷的政治精神上的源頭活水。這樣看來,英國政治文明確實有獨創性。也正因為如此,今天的西方人將《大憲章》視為現代民主的“圣經”,將英國議會視為西方現代民主之“母體”。

 

 

英國政治文明之根可以追溯到中世紀,而且確實是原創性的。在原創過程中雖然屢有政治沖突,但都波瀾不驚,延續不斷地創制。相比之下,中國古代卻是大治大亂交相輪回的歷史情景。雖然出現了諸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之類的太平盛世,但在大治之后常常又遭受天下大亂,此即所謂的“神州陸沉”、“禹域魚爛”,整個政治秩序崩塌!

 

可英國不是這樣。中世紀的英國也有斗爭、也有沖突,包括15世紀延續了近三十年的“玫瑰戰爭”,但總是在斗爭、沖突的過程中仍將政治文明的協商對話原則不斷向前推進。當然這個過程也有流血,不是說中世紀的英國就沒有暴力和流血,30年的玫瑰戰爭就打得很厲害。但總體來講,“王在法下”的傳統、政治協商對話的精神、議會制度仍舊對君主政治產生重要影響,且都為后來英國現代文明的建構提供了歷史的源頭活水,同時也為包括美國在內的其他西方國家提供了寶貴的歷史借鑒。直到今天,每年的6月15日都有很多美國人到英國倫敦西部蘭尼米德草地上搞一些紀念《大憲章》的活動。


 

 

要從歷史主義的視角看待《大憲章》


談到英國政治文明,我要強調的是,英國人將其歷史上的這些“法治”、“權利”傳統過分夸大了。他們總認為《大憲章》是一個民主性的文件,是一個自由權利的文件。在維多利亞時代(大家知道當時正是19世紀,是英國成為“日不落國”的繁盛的帝國時代),英國知識界自我迷戀的意識極度膨脹,普遍懷有“英國文明中心”、“英國文明優越”的文化心態。所以他們的史學家,尤其是以斯塔布斯為代表的牛津學派在解讀英國中世紀政治史時,運用“輝格派”的憲政主義史學觀,創制出憲政史這一專門的學科。在其憲政史中,他們把《大憲章》看成是民主、法治的文件,把議會看成是超越于國王之上的國家主權的機構,打造了不少歷史神話,這就是所謂的“《大憲章》神話”、“議會主權神話”、“法治傳統神話”。

 

 

這些被建構的蘊含唯心史觀的“傳統決定”論的歷史“神話”,影響到我們對中世紀英國政治文明的歷史解讀。這種做法,被史學界稱之為“輝格的歷史解釋”。按照這種以古度今、“結果驅動”的解讀,中世紀的貴族就知道權利、自由、民主,中世紀的教會也是為捍衛自由而戰,所以《大憲章》就是民主文件,議會權威高于國王權力。這種對英國憲政史的解讀,帶有很多的主觀臆斷的色彩,不足為信。隨著學術研究的不斷深入與拓展,西方史學界已經對上述歷史神話進行了諸多的清理和批判,逐漸地用歷史主義的視角、理路去解讀,力圖使中世紀英國憲政史的“原創性”最大限度地接近于歷史的真實(歷史是不可復原的,沒有歷史的本來面目,我們只能說最大限度地接近于歷史的真實)。政治價值的判斷和歷史主義的解讀必須有機統一起來。


 

我們今天談到英國政治文明的建構,一方面要看到西方人特別是英國人在這個解讀過程中所顯示的“英國文明優越”、“英國文明中心”論,對此我們有必要以唯物史觀對之進行歷史主義的重新解讀。同時我們也必須承認,英國中世紀的各個階層在其生產生活、社會活動、政治重組過程中遺存、積淀了十分有價值的政治文明元素。這就是《大憲章》的政治對話、政治協商和政治同意的原則,再加上議會制度的原創、運作與改進,都使得國家從國王獨裁轉向國王和議會共同治理國家,由此而為其現代政治文明的建構提供了歷史的源頭活水,并推動英國成為西方政治文明的樣本。這是人類文明史上一筆豐厚的政治遺產。但這并不意味著《大憲章》就不是一個封建性文件,也不意味著中世紀的議會就是超然于國王之上的國家主權機構!

 

《大憲章》維護貴族傳統封建特權的主旨不必多言,單就中世紀的議會來看,它仍舊是國王的統治機構。當時的議會由三個要素組成:國王、大貴族、地方等級,國王在中間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議會討論的問題、議會的休會、議會的解散都是由國王決定的,故而有“沒有國王,就沒有議會”一說。當然,在這些過程中,議會也對國王進行了或多或少的限制,這種限制是要把國王的王權運作納入到一個制度化的運作當中,這對于王國政治體制的鞏固無疑是十分有益的。但是我們不要光看到議會對王權的限制,在百年戰爭中,也就是在1337—1453年間,英國約開了90次議會,只有18次沒有征稅,大多數的情況下議會都會支持國王的財政需求、支持國王的對法戰爭,所以議會仍然是王權的統治機構。

 

 


相比之下,由于文化傳統與社會環境的差異,議會這種統治機構在中國古代是沒有的,中國古代有一種能夠嚴格規范王權運作的機構嗎?沒有!三省中的門下省和相關的機構雖然有彈劾、監察的權力,但仍舊看皇帝的眼色行事,不敢輕易冒犯皇權。中國士大夫階層可以向皇帝進諫,但這些操作起來挺難。明朝進諫的大臣在朝廷上就多遭“廷杖”,被大棒子打得渾身血流的,有的當場就死去,他們的權利沒有制度上的保障,這在英國中世紀議會中很難想象。

 

總的來說,對中世紀英國政治文明的考量,我們既要看到它對人類政治文明所留下的有價值的東西,同時也要對之做歷史主義的客觀地分析,使我們的研究最大限度地接近于歷史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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