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世界中世紀史研究網   [考研指南]  [研究動態]  [佳篇共賞]  [資料匯編]  [學人風采]  [中國世界中世紀史學會概況] 
[共享資源]  [資源鏈接]  [學術焦點]  [新書評介]  [史學理論]  [資料大家譯]  [雁過留聲] 
當前位置:中國世界中世紀史研究網 - 佳篇共賞 - 谷延方:中世紀盛期英國城市化水平研究述評

谷延方:中世紀盛期英國城市化水平研究述評
來源:世界歷史編輯部 作者:本站編輯 [日期:2019/9/10] 瀏覽:

 

內容提要 作為最早完成城市化與工業化的國家,英國的城市化問題一直備受學界關注。學界關于中世紀英國城市化水平存在多種判斷,以“政治、法律制度”為視角者認為城市化水平較低,而偏重于“城市人口量”及“非農行業”者則認為城市化水平相對較高。對中世紀英國城市化水平研究概況進行梳理,可以看出這些研究視角或估算標準均存在一定局限性。客觀準確地考察城市化水平,需要重新解讀中世紀城市的定義,分析定義里“政治、法律制度”、“城市人口量”和“非農行業”三要素的關系。只有確定了中世紀城市的獨有屬性要素,才能厘清各要素之間的分歧與矛盾,為準確估算城市化水平提供理論依據。

關鍵詞 中世紀英國 城市化研究 制度 人口量非農行業

 

作為最早完成城市化與工業化的國家,英國城市化問題一直備受學界矚目。學界關于城市化未形成統一定義:經濟學注重國民經濟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第三產業的轉移與發展,人口學強調鄉村地區人口數量下降與城市居民在總人口中比例不斷提高,而地理學考察的主要是農村居民向城市的持續流動,社會學考量的是鄉村移民的身份、生活方式與價值觀念是否市民化等。可見不同學科各有側重。盡管對城市化內涵的理解各不相同,但城市化水平是衡量一個地區乃至國家發展進步的重要標尺卻成為社會各界的共識。近年來,隨著研究深入,人們認識到工業革命時代以來的城市化運動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是英國經濟、人口與社會諸種因素綜合作用的一個結果,所以越來越多學者開始關注英國在中世紀時期城市化發展狀況。國內學者劉景華、徐浩等人先后撰文對中世紀英國乃至歐洲城市化問題做了系列研究。國外學者戴維·尼古拉斯(D.Nicholas)、簡·弗里斯(J. de Vries)、愛德華·米勒(E.Miller)、戴維·帕利澤(D.M.Palliser)等人更是將城市化作為一個“長時段”歷史現象加以考察。可以說,中外學者日益認同中世紀是城市化歷史上的重要階段,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但在判斷英國城市化水平問題上存在著較大分歧,有以政治法律制度為標準者,有以城市人口量為估算依據的,還有學者以非農行業作為城市本質特征繼而在此基礎上進行估算城市化水平的。鑒于中世紀城市化水平與近代城市化與工業化密切相關,在很大程度上也關系到對工業革命時期城市化社會的認識,所以筆者不揣淺陋,試圖對目前學界城市化水平研究概況進行較為全面的梳理,以期推進對該問題作進一步的深入研究。

 

一、 以政治、法律制度為視角估算城市化水平


傳統史家大多將“中世紀城市”視為一個特殊的政治、司法單位,往往從憲政與法律視角進行考察。比利時史家皮雷納認為,中世紀城鎮“靠工商業維持生存,享有特別的法律、行政和司法權利”;德國學者漢斯-維爾納·格茨、迪爾歇等人也認為,城市是“一個特殊的法律區域”、“以共同生活的法律規則表現出來”,擁有“自己城市的法權”、“自己城市的法庭”以及立法制度等。這種特殊的法律地位來源于城市特許狀。皮雷納雖未明確提出“城市化”概念,不過在“制度”定義基礎上對城市人口進行了估算,認為整個歐洲在中世紀時期城市人口從未超過其全部人口的1/10,而不列顛在中世紀時經濟較為落后,城市人口比例可能還要低些。經濟史家克拉潘與布瓦松納的估算與此大致相同。另一位中世紀史家龐茲根據《末日審判書》和1377年人頭稅卷宗的估算,11世紀晚期英國城市人口比例為5.5%、14世紀晚期為8.5%,對于中世紀盛期英國城市人口比例則沒有給出明確結論。鑒于中世紀晚期城鎮經濟出現衰退,各種疫病造成的死亡率高于鄉村地區,中世紀盛期英國城市化水平徘徊在8.5%—10%。

英國著名史家梅特蘭被譽為“城市史的奠基人”,亦認為英國自治市的特權主要是“免予地方普通法庭的司法管轄,擁有自己的法庭”、選舉官員鎮長(reeves)、驗尸官(coroners)和市長以及在本市范圍內享有收稅的權利等,這些特權從市民人身自由到選舉本市的官員,不一而足。正是在自由、自治等權利的制度基礎上,學者們估算了中世紀英國城市數量。據梅特蘭、泰特等學者研究,按照政治、法律標準,英國在中世紀時期大約有一百多個城市。根據議會卷檔可知,議會召開時議員來自大約一百多個城市和自治市,愛德華一世時最多達到166個。由于沒有直接的城市人口統計資料,加之上述學者的關注重點在于“城鎮的起源”及其法律地位,并未依據間接而殘缺的稅收資料進行估算城市總人口。不過,他們關于“中世紀城市”的認識,關于城市數目的大致估算,為后來從“制度”視角考察城市化水平提供了研究基礎。盡管傳統史家也有涉獵經濟者,但大多從政治和法律視角出發考察城市,視其為享有特權的團體或所在。因此,桑巴特所說的“大量涉及單個城市的著述充其量只是關于市政法規或歷史遺跡的史著”,這的確在相當程度上揭示了城市傳統研究特點。

在現代學者中,愛德華·米勒和哈徹等人較早正式提出了“中世紀英國城市化”概念,其他如大衛·尼古拉斯、保羅·霍恩伯格以及簡·德·弗里斯在考察歐洲范圍內城市化進程時均已頻頻述及“前工業時代城市化”和“中世紀城市化”。部分現代學者也從自治或權利的視角考察英國中世紀的城市化水平。他們的研究表明享有自治權利最多的是倫敦市,而自治程度最小的則是薩福克郡克萊爾(Clare)小鎮。其他英國城市的自治程度則大體上居于倫敦和克萊爾之間,其“共同特點”是大都存在著“市民保有權”(burgage tenure),即市民有權以繳納貨幣租的方式自由地世襲持有、遺贈、出售或轉移其保有物(tenements),由此免除了勞役而享有“人身自由”及相應“法律權利”。據此,米勒等人對城市人口比例也做出估算,認為在中世紀盛期英國城市人口在10%左右。當然,米勒與哈徹并非恪守中世紀城市“制度”標準的傳統學者,但二人非常重視自由、權利等制度因素在中世紀城市中的地位。中世紀城市史專家雷諾茲(Susan Reynolds)也很重視憲章、特許狀等制度因素,不過并未就城市人口比例進行估算,因為她認為“幾乎沒有任何有價值的總體估算”。

總的來說,傳統史家更多的是對中世紀城市進行定性分析,將城市及城市居民量化者寥寥無幾,至多是給出了粗略的人口估計,對于中世紀時期英國城市化水平估算也比較低,大多在10%以下。這也符合我國著名中世紀史專家北京大學馬克垚先生的判斷,“英國自治城市屬于少數,大多數城市并未得到自治”,仍然處于封建統治之下。需要說明的是,現代學者從多個視角研究中世紀城市及城市化問題,并不以政治、法律制度為唯一標準。

近年來的研究表明,政治、法律制度作為中世紀城市的定義具有顯而易見的局限性,在此基礎上估算的城市化水平偏低。雖然擁有憲章或特許狀是中世紀城鎮的基本特征之一,但并非所有城鎮都獲得了特許狀,有一些城鎮出于各種原因沒有獲得特許狀。以英格蘭北部為例,到1216年時擁有城市憲章的自治市鎮約有四十個,還有10個市鎮沒有獲得憲章,如包括無憲章者則市鎮數量上升到50個。還有一些城鎮是在中世紀晚期才陸續獲得特許狀與自治權利的。例如萊斯特市,14世紀初時人口達到3000多人,但一直受到莊園的嚴密控制,直到中世紀晚期轉入王室之手后才獲得自治權利。

據約克大學的戈德堡教授(P.P.Goldberg)研究,還有些城鎮雖未獲得正式特許狀,但實際上已經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諸如薩福克郡的呢絨城鎮拉文納姆(Lavenham)和哈德利(Hadleigh)。這類居民點的城市屬性已經顯露無遺。此外,還有一些城市出于逃稅目的沒有派議員參加議會。梅特蘭就提到托靈頓市(Torrington)“為免除參會義務”專門向王室購買了一紙特許狀。所以,依據特許狀和議員出席議會情況來推算城鎮數量之做法具有明顯的局限性,估算出的城市化水平自然也就偏低些,這也是造成傳統史家得出“中世紀英國城市化水平較低”結論的重要原因。當然也沒有學者完全以“政治、法律制度”為城鎮定義的唯一標準。或許正是意識到這種局限性,許多學者在界定“中世紀城市”定義時補充了其他條件。

二、 以城市人口量為基礎估算城市化水平


鑒于中世紀城鎮不僅是一個政治、法律地位特殊的社區,而且是一個人口相對集中的地點,所以一些學者將居民點人口數量作為判斷城鎮屬性的重要依據之一,并在此基礎上考察城市化水平。對于構成一個城市的最低人口數量標準(以下簡稱“城市人口量”),中外學者并未取得共識。許多學者回避城市人口量問題,如約翰·坎農(John Cannon)和羅納德·弗里策(Ronald Fritze)等人在新近出版的《不列顛歷史詞典》、《中世紀英格蘭百科全書》“城鎮”條目中未給出數量標準,或代之以“增長迅速”“規模較小”等模糊詞匯而無定量的描述。城市化問題專家諾克斯在回顧中世紀時期歐洲的城市復興時,認為“在13世紀后期,歐洲大約有三千個城市……這些城市中心大多規模較小,人口不多于兩千人”。上述學者均未明確提到中世紀城市人口量標準,但其關于城市規模和居民數量的描述,依然對估算城市化水平具有重要參考價值。顯而易見,學者們根據不同的“城市人口量”標準,估算的城市化水平迥然有別。

有些學者以2000人、5000人和1萬人為基礎計算城市化水平。劍橋大學經濟史教授里格利(E.Wrigley)在考察英國社會轉型時,所統計的城市化水平即是僅以5000人以上的城市為統計對象,城市史專家簡·德·弗里斯(Jan de Vries)在述及近代歐洲各國城市人口比例時,也選取了5000人以上的居民點,沒有考慮2000—5000人口之間的城鎮。按照此種標準,1520年英國城市人口比例僅為4.4%。可見,上述學者雖未明確提出“城市人口量”,在估算城市人口與城市化水平時則依據數量標準。實際上,近現代史研究者多以5000人甚或1萬人作為城市人口量,故而認為工業革命前英國城市化水平在5%左右。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世紀史學者對城市人口量的認定普遍偏低,諸如霍弗教授(P.Hofer)認為以1萬人口作城鎮和村莊的分界線簡直是“荒唐的”。中國人民大學徐浩教授考察中世紀英國城市化水平時曾認為,一般情況下,只要人口在兩千以上、農民在一半以下的居民點就可以歸入城市范疇,據此得出英國的城市化水平在15%—16%。

還有學者以400人為中世紀英國城市人口量,在此基礎上估算了英國城市化水平。需要注意的是,在眾多城市史研究者中,只有英國學者拉塞爾(J.C.Russell)相對明確提出了中世紀城鎮的人口量,認為不少于四百名居民的聚落就是市鎮。其他中外學者關于中世紀英國城市人口量的400人標準,則是筆者分析推理得來。據年鑒派史學大師布羅代爾考證,法國統計標準曾規定一座城市至少應有2000居民,而分裂落后的德國在中世紀末期約有三千個地方取得城市資格,平均人口僅為400人。由伯明翰大學的希爾頓教授關于“英法城鎮比較”的研究可知,英國在中世紀時期經濟、人口和城市發展水平均落后于歐洲大陸的法國,相比較而言更接近于德意志王國;亨默恩(M.Hemmeon)在考察市民保有權時亦曾將英國與諾曼底、尼德蘭和德意志等地區作過比較,認為英德兩國城市發展水平最為相似,事實上到中世紀晚期與近代早期時,兩國的城市化水平亦十分接近。愛德華·米勒、約翰·哈徹等學者在論及中世紀英國城市增長程度時,認為英國大約有五百多個市場小鎮,“平均人口大約在750人”,而作為城市最低人口數量標準的城市人口量顯然應該低于750人的平均數額。同樣,理查德·霍爾特也認為市場小鎮人口在500—2000人,不過絕大部分“很可能是接近五百人而不是2000人”。因此,國外中世紀城市史學者在實際研究中默認的城市人口量大致為四五百人左右。

中國中世紀城市史專家劉景華在闡述中世紀城市體系時,提及“中小城鎮人口一般都在一千人以下……有的小城鎮只有500居民”;徐浩教授后來也提出“英國小城鎮數量眾多、地位重要”,不過人口一般不到五百人,這里的小城鎮人口最低數額已經在五百人以下;所以,兩位中國學者雖然都沒有明確提出中世紀英國城市人口量,在實際研究中也是認為四百人左右的居民點可稱其為城鎮,當然是位于城市體系末端的最小城鎮。因此,400人是國內外多數中世紀城市史學者實際默認與接受的城市人口量。按照400人的城市人口量標準,以達勒姆大學的布里特奈爾(R.Britnell)為代表的學者們認為,中世紀英國六百多處居民點都可劃為城市或符合城市標準,城市化水平至少在15%左右,由于城市人口計算的疏漏,實際上很可能更高些。中國人民大學徐浩教授在估算城市化水平時,實際上即將兩千人以下的小城鎮也包括在內,其中絕大部分都是人口不到五百人的小城鎮,認為在13世紀晚期“很可能達到了20%左右”。

同樣,通過城市人口量計算城市化水平也存在局限性。城市人口量量化了最低人口數量,明確了中世紀居民點的城市屬性,同時也帶來了新問題,即有些村莊人口亦多達數百人,與小城鎮居民數量相仿佛,甚至超過后者。中世紀人口史專家J.C.拉塞爾在研究1377年人頭稅卷宗時,發現有的村莊人口高達800人,遠遠超過上文提出的城市人口量。前文已述,400人的中世紀城市人口量標準并非英國王室或議會以行政手段規定的,大多數學者都未明確提出過,顯然是認為單純人口數量不能成為衡量一個社區轉變為城鎮的決定性條件或理由。正是因為意識到“城市人口量”的弊端,所以許多學者在界定“中世紀城市”定義時,除制度、人口量標準之外,還附加了相應的經濟條件。

三、 以非農行業為標準估算城市化水平


非農行業是中世紀城市定義的一個重要經濟屬性,許多學者在此基礎上對英國的城市化水平進行了估算。英國著名城市史專家雷諾茲在界定中世紀城市定義時提出兩個屬性,其中第一個屬性就是“其居民以貿易、工業等其他非農行業為生”,“依靠各種各樣的職業生活”,這意味著城市居民主要以多種非農行業為生計來源。不過,雷氏認為,“在1086年之后和1377年之前”,幾乎不存在“任何有價值的總體估算”,可見其對城市人口估算很謹慎,甚至有些悲觀,然而其關于中世紀城市“非農行業”屬性的觀點為中外許多學者所認同。米勒和哈徹在對中世紀城市進行定義時,列舉了將“城鎮與村莊相區別”的諸種特點,其中包括“人口相對稠密”、“發展出一定的制度特征,享有人身和財產自由”、“大部分居民通過制造業、食品加工和貿易而非農業謀生,因而居民成分多種多樣”等內容,可見二者也是認同多種非農行業是中世紀城市的重要特點之一。如前所述,他們對中世紀英國城市化水平估算在10%左右。

對非農行業屬性最為強調的是英國著名中世紀史學者克里斯托弗·戴爾,他認為“聚焦經濟和功能,可以使我們在城鎮和村莊之間做出更準確的劃分”,“居民點有很高比例人口從事多種非農職業”是城鎮定義的內涵之一,等等。他正是在此基礎之上將大量小城鎮納入考察范圍,“絕大多數在三百多人”,認為“各郡城市居民比例波動區間為15%—25%,平均值接近20%”,從而對中世紀英國城市化做出了較為樂觀的判斷。后來他在參編《劍橋不列顛城市史(600—1540年)》時進一步闡述這種思想。國內學者中比較重視“非農行業”屬性的是徐浩,他認為傳統學者對城市化水平估算較低主要是城市的定義問題,過于偏重從制度層面考察城市屬性,而新的思路則是側重于將經濟上的非農行業作為城市的本質特征,以此為標準進行城市化水平估算。據希爾頓研究,在中世紀晚期,居民在五百人左右乃至更少的小城鎮大多擁有數十種非農行業。譬如斯塘(Stow)在1380—1381年人頭稅簿中納稅人口為166人,考慮到逃稅和15歲以下的未成年人口,則斯塘人口數量在250—300人,小鎮里分布著“28種不同的行業”,主要是一個工業和商業社區。格洛斯特郡人頭稅簿登記的其他小城鎮,溫奇科姆(Winchcombe)、費爾福德(Fairford)、賽倫塞斯特(Cirencester)、奇平卡姆登(Chipping Campden)等地行業結構與斯塘大體相似,能夠辨識出的非農行業均在二三十之多。

上述學者對于非農行業的重視,實際上認為城市不僅是人口集中之地,也是各種工商業活動匯聚之地,城市居民已經從第一產業——農業中轉移出來,主要從事各種非農行業生產。城市是勞動和社會分工的產物,分工越細,非農行業數量越多則城市愈進步。在此意義上,非農行業的數量多寡就是城市繁榮與否的晴雨表。目前對非農行業的強調正獲得越來越多的學者認同。一般說來,非農行業只要達到數十種之多,這樣的居民點就具備了城市的屬性。近年來,英國著名城市史專家利茲大學帕利澤教授(D.M.Palliser)在總結不列顛城市發展進程時無疑認同上述觀點,認為“小城鎮無論多小,都是真正的城市社區”,其“獨特的社會經濟特征使其區別于鄉村同胞”,他在城市化水平估測上也接受了戴爾、布里特奈爾等人的基本判斷。不列顛各地區城市發展并不均衡,采用“非農行業”標準后對英國各地區、各郡影響不一。按照傳統的“政治、法律制度”標準,西南部德文郡擁有75個城鎮,而東部諾福克郡僅有6個城鎮,而按照非農行業標準,后者城鎮數量上升為21個。總的來看,采用“非農行業”標準后英格蘭城市數量總體上有所提高,在1270年至1540年,大約有667個小城鎮。這些小城鎮人口總數約占城市總人口的一半,考慮到各種誤差,可以大致認為在中世紀任一時期包括盛期,小城鎮數量為六百個左右,倘若加上蘇格蘭和威爾士的數量則達到七百左右,如此則城市化水平達到20%以上。

當然,非農行業標準也并非盡善盡美。亨默恩的研究表明,中世紀英國存在著“純農業小型自治市”,他甚至認為“農業是英國大多數自治市的主要行業”,除了牛津、劍橋等地方中心外,“內陸幾乎所有自治市都是農業類型的”。而著名經濟史家坎寧安早就提供了這樣的例證,1296年的科爾切斯特市(Colchester)的財產目錄展示了一幅農村公社的清晰畫卷。除去農業自治市外,中世紀英國還存在著要塞自治市(garrison boroughs),諸如利默里克(Limerick)、登比(Denbigh)等。上述這些情形不符合非農行業標準,也是后者所無法解釋的。此外,據希爾頓研究,這些非農型小城鎮的政治和社會管理性質無異于鄉村莊園。許多小鎮居民人身不是完全自由的,也不具有市民的權利,有的鎮民還要到修道院自營地提供勞役等。有的由修道院受理“所有涉及城鎮的訴訟”,而黑爾斯歐文的修道院長對鎮民“強征婚姻捐和其他帶有奴役標記的各種費用”。可見,這類“非農”型小城鎮自由、自治闕如,與“中世紀城市”概念里的制度要素相背離,甚或對立。“非農行業”作為城市屬性標準,其有效范圍是令人懷疑的。

通過對國內外學者關于英國城市化水平研究狀況的梳理可知,學界在城市化水平認識上存在較大分歧,這顯然同對中世紀城市定義的理解有著密切關系。學者們對中世紀城市定義內涵存在的不同理解,大體可歸結為政治或法律制度上享有特權、城市人口相對集中以及存在多種非農行業等三個方面,而不同的分析視角則帶來城市化水平估算的顯著差異。相對而言,政治、法律制度視角下的城市化水平估算較低,城市人口量和非農行業標準下的城市化水平則更高些。顯而易見,上述三種標準下的城市化水平估算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局限性,偏重任何一方都不能全面而客觀揭示中世紀勞動力轉移和城市化的真實水平。

中世紀城市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在“中世紀城市”定義里,政治、法律制度、城市人口量和非農行業三種要素都是考察城市屬性重要的指標,若對中世紀英國城市化水平做出較為科學的判斷,則需要綜合考察城市定義里制度、人口量和非農行業三種要素及相互關系。由上可知,上述三種城市化水平考察視角或估算標準均存在一定局限性,尤其是“非農行業”與“政治、法律制度”之間矛盾更為突出。厘清“中世紀城市”定義里各要素之間的矛盾與分歧,需要深入剖析城市定義,確定中世紀城市最重要的屬性是“政治、法律制度”、“城市人口量”抑或是“非農行業”。人口“相對集中”顯然是一切時代城市的共同屬性,“政治、法律制度”因素在一定意義上體現了中世紀城市的“歷史性”,相形之下,“非農行業”標準則更多地反映了現代學者對中世紀城市的解讀,注入了更多“現代”內容。“歷史性”與“現代”性共存于同一事物,兩者地位孰輕孰重?我們在以“現代”發展視角探究中世紀城市化問題的同時,是否需要兼顧中世紀城市的“歷史性”,中世紀城市最重要的屬性體現于哪些因素,這些顯然都取決于如何解讀“中世紀城市”,取決于“中世紀城市”的獨特屬性。確定中世紀城市的獨特、排他屬性,可為新的“中世紀城市”定義本身提供邏輯支撐,從而理順定義里各要素之間的關系,最終為重新估算城市化水平提供理論依據。簡言之,重新解讀“中世紀城市”,確立新的城市定義標準,如此方能對中世紀英國城市化水平得出較為客觀的認識。當然這已是另一問題,需專文述之。

下一篇:顧鑾齋:西方傳統文化中的“同意”因子(下)上一篇:劉 濤:“衰”中何以有“穩” ———教會、基爾特與中世紀晚期英格蘭城市的穩定
評論留言交流 (僅限注冊用戶,請先注冊或登錄)

 
  【注意】 發表評論必需遵守以下條例:
 1. 尊重網上道德,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各項有關法律法規
 2. 承擔一切因您的行為直接或間接導致的民事或刑事責任
 3. 本站管理人員有權保留或刪除其管轄留言中的任意內容
 4. 本站有權在網站內轉載或引用您的評論
 5. 參與本評論即表明您已經閱讀并接受上述條款
最新用戶評論留言
點此查看更多評論
 
   最新文章
   熱門文章

   相關文章
河北时时直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