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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 濤:“衰”中何以有“穩” ———教會、基爾特與中世紀晚期英格蘭城市的穩定
來源:《世界歷史》 作者:本站編輯 [日期:2019/9/10] 瀏覽:



      內容提要 中世紀晚期,在數次磨難的沖擊下,英格蘭城市經濟陷入長期萎靡之中,但城市社會秩序卻并未隨之而"動",出現"應有的"混亂。深究其因,則離不開這一時期教會和基爾特等社會團體在城市日常管理中所扮演的角色,它們為中世紀晚期英格蘭城市社會經濟秩序的穩定做出值得肯定的貢獻。教會主要通過宗教信條、宗教慶典以及相應的組織機構在意識觀念灌輸以及觀念踐行方面發揮著積極作用,以此加強城市居民的凝聚力,維持城市社會的和睦; 基爾特則以其組織和協調功能在經濟和社會事務兩方面發力,盡力解決城市日常生活中出現的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防患未然。

     關鍵詞 英國史 城市 教會 基爾特 社會穩定 英格蘭在十四五世紀經歷了數次嚴重的天災人禍: 14 世紀中葉到        15 世紀中葉,經常肆虐城鄉的黑死病,14 世紀中期之前便已經開始斷斷續續地維持了一個多世紀的百年戰爭,14 世紀 80 年代初期規模不小的農民暴動,英法百年戰爭結束后不久,英格蘭內部又圍繞著王位的爭奪而爆發了三十年玫瑰戰爭。14 世紀中葉到 16 世紀初,受天災人禍的影響,城市大都在人口和經濟兩方面出現了萎縮,部分城市甚至到 16 世紀 40 年代仍萎靡不振 。

      "治"則"盛","亂"則"衰"。反之呢? 諸多歷史事實告訴我們"盛衰"與"治亂"亦存在著因果關 系! 尤其是國家和社會的衰敗往往會放大其盛時看似"微不足道"的一些弊病,隨之便會出現連鎖性 惡變。然而,在考察中世紀晚期英格蘭城市內部狀態時,我們卻發現一個比較有意思的現象: 盡管英 格蘭城市遇到諸多問題和困難,經濟隨之出現了衰退,但經濟衰退卻并沒有導致以城市為中心的禍 亂。皮朗在論及中世紀晚期西歐部分地區城市騷亂時說道: "并不是所有的城市都因為行會的要求 而造成騷亂的。威尼斯、漢薩諸城市、英格蘭諸城市都沒有任何騷亂的跡象。"亦有學者指出,中世 紀晚期英格蘭并沒有出現在同期西歐其他地區普遍發生的"行會革命"---"勢力較小的手工業行 會反對以富商、房產主和高利貸者等為主的掌握市政領導權的城市貴族集團的斗爭。"近幾年也有 學者指出,在中世紀晚期,英格蘭城市與歐洲大陸城市相比,前者社會中下層---工匠和雇工很少發 起或參與社會動亂。在英格蘭城市的街頭巷尾,鮮見雇工爭取權利的斗爭或雇工群體與雇主群體之間的對抗。編寫劍橋不列顛城市史的學者指出,中世紀晚期英格蘭城市中的商人和手工業者,或師傅與幫工之間未必總是相安無事。然而與明確針對特定土地所有者的農民暴動不同的是,商人和手工業師傅之間或師傅和幫工之間的沖突并沒有特定的焦點。也即是說,沖突往往都是因一些偶然的事情而起,沖突雙方之間的矛盾也鮮有擴大化,沖突并沒有表現為一個群體專門針對另外一個群體。換言之,在中世紀晚期英格蘭城市中,我們并沒有發現"衰"則"亂"這一現象。何以會 如此?

      倘若社會穩定并不必然取決于經濟繁盛,而是更多地依賴有效的社會治理,那這一時期英格 蘭城市社會治理的有效性又是如何實現的? 中世紀晚期,大多數城市政府因為財稅不濟和人手匱 乏,在維持社會穩定方面顯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它們在城市管理中起到的更多的是一種宏觀統領作用,大量繁瑣而又具體的工作往往由政府之外的組織機構來承擔。在當時的英格蘭城市,這樣的組織機構有兩個,教會和基爾特。我們不禁要進一步發問,彼時教會和基爾特是如何應對繁雜而又具體的日常事務,從而維護了城市社會的穩定? 下文將嘗試著對這一問題作較為詳備地分析。

教會與城市社會秩序

      597 年基督教再度傳入英格蘭后,皈依者日眾,其教義漸漸為英格蘭居民所接受。受基督教信仰熏染,到中世紀晚期,英格蘭民眾在意識形態方面形成共識。這一時期城市社會活動的運作往往要借助這些觀念和規則方能較為順利地進行。

      教會灌輸給平信徒的胞愛理念和煉獄理念集中體現出教義信條在中世紀晚期城市管理中的輔助作用。胞愛理念宣稱世人都出于造物主之手,所有基督的信徒皆為兄弟姐妹,基于這種關系,信徒與信徒之間應該相互敬重、友好共處。一些眾所周知的與人為善的觀念便與胞愛理念有著莫大的關系,比如"愛你的鄰居",救濟陷入貧困的鄰居或其他居民等。由此看來,胞愛理念有助于激發信徒內心的真善,這于城市社會穩定有益。

      在中世紀晚期的基督教信仰中,死亡是靈肉相離,此乃個體生命周期中重要節點之一。時人堅信,雖然靈魂脫離肉體較為容易,但要升天卻并非一帆風順。因為,人生時皆有罪,這些罪行的多寡和輕重決定了相應靈魂是否以及多久能夠升入天堂。圣徒級別的信徒直接進入天堂,那些罪惡滿身而又拒不懺悔的信徒則墮入地獄,絕大部分信徒則暫時停留在界于天堂與地獄之間的地方,以洗滌靈魂因肉體生時所犯罪行而沾染上的穢氣。靈魂凈化的代價是接受各種懲罰和折磨。"煉獄"( purgatory) 理念由此而來。由于生時的艱辛以及煉獄的恐怖性,平信徒對于靈魂在煉獄過程中停留時間的長短以及之后靈魂的去處頗為惶恐。15 世紀,威廉·卡克斯頓對煉獄做了如下描述: "在那里( 煉獄) ,伴隨著揮之不去的痛楚,熊熊火焰升騰起來,罪人的靈被扔進那火焰之中; 靈在那火焰中央上下前后不停地翻滾著......我們在那里所遭受的每一點鐘的痛,不比在一百年俗世生活中所經歷的全部痛楚要來得輕。"為緩解世人對煉獄的恐懼和擔憂,教會給出了相應的解決辦法: 生者的行為可以拯救亡者的靈魂。當時城市居民堅信要減少亡靈在煉獄中的停留時間,至少應做到以下兩條中的一條: 一是,在自己生時要少作惡多行善; 二是,請人為亡者做禱告或積善行德。

      基于胞愛理念所激發出的真善以及煉獄理念所催生出的功利意識,中世紀晚期英格蘭城市中的有產者大都樂善好施。在 15 世紀布里斯托爾市富者的遺囑中大都有關于向窮人施舍從而請這些貧窮者代為禱告,以使自己的靈魂早些得救的遺愿,比如市民約翰·本利( John Benley) 在 1416 年 1 月 7 日做出的遺囑當中叮囑在他死后要有償請窮人替自己禱告。約克城老尼古拉斯·布萊克本在1431年 2 月 20 日定立遺囑時為該城貧困者留下多達 270 里弗爾的救濟金。在林肯郡部分城市市民所留下來的遺囑中,我們也可見到諸多與救濟貧困者相關的囑托。同樣情形也可見諸劍橋市。這些言行舉止在客觀上有利于緩解貧富矛盾,拉近兩個群體之間的距離,于城市穩定大有裨益。在胞愛理念和煉獄理念之外,教會的部分禮儀和節日盛會也利于維持城市社會有序運行。教會規定基督徒在人生每一重要節點均須宣誓,看似程式化的宣誓實則有構建人際關系和維持共同體團結的功效。這一儀式讓宣誓者和接受宣誓者雙方各自明了自己與他人或團體機構之間的權利和義務,形成權責共識,這有利于保持城市共同體的穩固。比如準市民在獲取市民權之前所做的宣誓,一方面強調了準市民個體在成為市民之后對城市共同體應有的忠誠和責任,另一方面也傳達了城市共同體對準市民的認同,并宣示共同體所賦予準市民的權利。以中世紀晚期多切斯特市準市民誓言范本為例: "你當發誓,身為本自治市市民,在你有生之年,你必恪守本自治市法律,必維護和遵守本自治市自由權和習俗。愿主佑助你! "這份誓言內容相對簡單。若結合威廉三世時期該市準市民誓言,我們可以發現一些更具體的要約性內容。其中涉及履行納稅義務、維護自治市商貿特權以及合規招收學徒等事項。類似行為以及由此締結的關系還存在于基爾特成員與基爾特之間,以及市政官員與市民之間。簡言之,宣誓對于城市共同體的有利之處在于,確認了個體對個體或個體對團體的責任,表達出宣誓者愿意就相關承諾的踐行而接受他人監督的一種態度。它所要強調的是一種有利于維持共同體內部秩序的團體意識。

      宗教節日慶典于基督教世界而言,其意義并不局限于宗教信仰的彰顯和強化,它還有規范社會秩序的世俗旨趣。較鄉村而言,中世紀晚期的城市對宗教節日慶典的需求度更高。因為經濟體性質的不同,鄉村和城市在形成與維持各自社會秩序的過程中存在著較大差異。前者社會秩序的形成和維持基于土地和血緣之上,后者社會秩序的形成和維持則源于依靠工商業活動所積累下來的財富。也就是說,中世紀晚期英格蘭城市社會秩序的維持缺乏如鄉村那般與生俱來的基礎。因此,依靠后 天的舉措來彌補先天的不足便成為城市維持社會秩序的唯一選擇。而在后天舉措之中能夠向全體居民彰顯和強化城市社會等級秩序的有效途徑非公共活動莫屬。這一時期城市重要公共活動往往都被寄托在與宗教信仰密切相關的重大節日慶典之中。

      中世紀英格蘭城市社會這一特性也是宗教節日慶典多集中于城市的原因之一。

      在諸多宗教節日慶典中,基督圣體節 ( Corpus Christi) 尤為城市所青睞。該節日一年一次,一般在每年 5 月底至 6 月底之間的某一天舉行。節日往往會以擁擠的人群拉開序幕。人群很快便比較有序地形成一列游行隊伍,跟隨抬著圣體和圣物的隊列一同穿過既定的游行街道,抵達象征終點的教堂。圣體和圣物被安置妥當后,圣體節游行便告結束。中世紀晚期,在游行過程中,城市工商業者通常會按照要求表演源自圣經故事的節目。

      在中世紀晚期英格蘭城市,除了原本所具有的宗教旨趣之外,"基督圣體節"還被賦予了刻畫城市社會秩序的世俗意趣。我們可在圣體節游行參與者有序的站位中窺其一斑。圣體節游行隊伍的成員有神職人員、市政官員以及工商業基爾特人員,其中市政官員和基爾特人員需身著特定的制式服裝---官服和基爾特服裝。游行人員的站位依日常社會身份和地位而定: 通常而言,游行隊伍前列的位置往往會留給地位并不高的手工業者,其后依次是城市中較為重要的行業從業者、市政官員以及神職人員。當然,在部分城市,游行隊伍行列順序與此稍有差異: 圣體和神職人員位于游行隊伍的前列。雖然如此,但其他群體排位原則卻并未有不同。比如,1449 年,諾里奇市對當年圣體節游行隊伍做出了以下安排: 第一排為圣體及其周圍的舉燭者,接下來依次是簧片匠人、鐵匠、制革匠等手工業群體,隨后是地位較高的商人群體---布商、食品雜貨商、呢絨布商,最后是市政官員不僅整個游行隊伍的排位應當依身份輕重而定,參加游行的同一基爾特的成員在站位時亦是如此,官員之間的位置也依此原則排定。整個游行隊伍的隊形仿佛在正告人們,城市是一個有機共同體。它由司職于各個行當的城市居民構成,比如市長象征著有機體的頭,其他市民則構成軀干和四肢,圣體瞻仰禮的成功舉行則寓意著城市的正常運轉需要各行業人員恪守己責,各安本分。這種由精英們刻意安排的站位,其目的顯然在于維持城市社會秩序。類似理念對于城市社會秩序的穩定而言意義重大,而將其灌輸給整體城市居民的則主要依靠像基督圣體節這樣的宗教節日和慶典。

     通過上文分析,我們知道教會在宗教信條和宗教慶典方面為城市社會秩序的維持所提供的便利,但是在實際操作過程中,離開踐行這些教義理念和舉辦慶典的基層機構,上述作用便有可能流于形式。接濟窮困成員是胞愛理念在中世紀現實生活中的一種體現。收容所( Hospital) 在中世紀晚期城市濟貧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這一機構與教會關系相當密切。部分收容所直接由教會人士開辦,另外一些雖由其他機構或社會人士主辦,但依舊流露出濃厚的宗教色彩。收容所主要收留那些因身體缺陷或非傳染疾病導致的生活不能自理者,長期照料他們的飲食起居。部分收容所也接收那些暫時受困者,比如未婚待產的女性、棄兒或孤兒等。除救濟貧困者外,收容所還在生活方式和個人品行方面規范被收留人員。比如坎特伯雷的圣勞倫斯收容所每周召開一次會議,公開處罰那些犯錯的成員; 成立于 1451 /1452 年的埃克塞特的圣瑪麗·瑪格達萊妮收容所對于那些在言行方面冒犯或暴力襲擊其他成員的,往往處以關禁閉和只供給水與面包的懲罰。依此看來,作為教會胞愛理念的踐行機構之一,收容所的一系列作為有利于緩解貧困帶給城市的諸多困擾,于城市社會治理而言益處良多。

      在中世紀晚期,堂區( parish,亦有學者稱之為"教區") 是城市的必備單元。堂區教堂有操辦禱告、亡祭、慈善以及圣禮活動所需要的器具、空間和氛圍。它也因此成為城市居民寄托宗教情感的重要場所。羅伯特·波恩( R. Bone) 是 15 世紀晚期 16 世紀初期坎特伯雷的理發匠兼外科醫生,享有該市市民權,他居住于圣安德魯堂區,多次參與處理堂區公共事務。1506 年 5 月 21 日,他立下遺囑,數周后去世。他在遺囑中對祭奠自己做了較為詳細的安排: "我立意,在我死后,我在圣安德魯堂區比拉里斯小巷的三座小宅院及其套間每年的收益應當作修葺上述坎特伯雷圣安德魯堂區教堂之用。條件是,該教堂執事應當于每年大齋期間在上述教堂內為我及其他基督徒的魂靈安排一場亡祭。教堂每一位牧師都要參與其中,他們應當為我們誦讀一段福音以及吟唱 4 遍彌撒曲。"在其離世后的歲月中,圣安德魯堂區支出中多次出現"祭奠羅伯特·波恩,2 先令 8 便士"這樣的記錄。在同一時期該堂區及其他城市市民所留存下來的遺囑中,類似遺愿并不少見。

      堂區教民參加的大多數宗教活動都集中于教堂,所以教堂和教堂內部的宗教器物既為當時的宗教活動提供便利,還有利于堂區內部的民眾形成對本堂區的認同感。另外,堂區的維持離不開居民的支持。共同協作不僅能夠加強堂區民眾彼此之間的合作意識,還有利于增進彼此之間的感情。

     關于教會在中世紀晚期英格蘭城市社會中的地位和處境,誠如德國著名社會學家斐迪南·滕尼斯所言: "城市本身也是一個教區","城市生活越是豐富多彩,親戚和鄰里作為友好接待和活動的原因和作為成為心內知己和相互懷著羞愧心理的原因,越是喪失其力量,或者限制在更加狹窄的圈子里,這樣一種因素( 宗教) 就越是必要"; 在一個完善的城市,宗教和藝術"被接受為整個城市的最高和最重要的事務,因此也是城市的政府、各等級和同業公會的最高的和最重要的事務"。城市居民個體既是教會中的個體,又是世俗社會的個體。由此,彼時英格蘭城市實際上是一個基督教、世俗社會和政治相互融合的實體。在這種狀態中,教會這一非政府組織機構對城市信徒言行舉止的規范便具有治理社會的客觀效果。另外一面,以穩定社會秩序為中心,彼時英格蘭城市在社會治理中若求有效往往也需借助宗教之力。

基爾特與城市經濟和社會秩序

      如上文所言,中世紀晚期英格蘭整體社會政治環境較為復雜和嚴峻,如何在這樣的大氛圍下維持城市共同體內部的安定團結是活躍在共同體之中的社會團體所關注和盡力去解決的一個難題。除教會之外,彼時城市中的社會團體還包括大小不一的基爾特( Gilds) 。如果說前者主要從意識形態方面加強城市居民的凝聚力以維持城市社會協調有序的話,那么后者則是在應對處理具體的經濟事務與社會問題方面發力來維持城市秩序的穩定。

     (一) 工商業基爾特與城市經濟秩序

      中世紀晚期英格蘭城市存有諸多基爾特,其中一類由商人或手工業者構成,其主旨在于規范管理商業和手工業活動,即工商業基爾特。工商業基爾特存在的必要性和存在形式同行業的監管需求密切相關。卡寧厄姆( Wm. Cuningham) 指出商人基爾特是最早的基爾特組織,這種類型的基爾特負責監管城市工商業。后來,隨著行業分工日益復雜,商人基爾特無法對整個工商業進行有效監管,不得不默許或同意手工業者構建自己的基爾特。即是說,手工業基爾特的出現是城市經濟發展以及行業分工日益細化對監管提出更高要求使然。我們也可以看出在中世紀晚期,行業監管是英格蘭工商業基爾特的核心功能。

      行業監管的目的是什么? 關于這一問題,西方學術界存在著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自亞當·斯密的自由經濟思想問世開始一直到20 世紀 50 年代,西方學者關于工商業基爾特的評價大都比較消極。他們認為工商業基爾特行業監管實為壟斷,其目的在于謀求一己之私。進入 20 世紀下半葉后, 上述看法受到質疑并逐漸被修正。經濟史家加里·理查德森認為,主張工商業基爾特"壟斷牟利論"者在沒有明確"壟斷"一詞語義的前提下誤讀了 19 世紀歷史學家收集整理的相關史料,以致得出了錯誤的結論。他認為中世紀晚期工商業基爾特對工商業進行監管的目的在于維護城市共同體的整體利益而非為少數人牟取私利。

      關于工商業基爾特監管行業的目的所在,另外一位中世紀經濟史大家理查德·布里特納爾認為主要在于規范市場,保護顧客群體的利益,比如反對囤積居奇目的在于防止工商業者哄抬物價,而對商品質量的管控針對的則是那些欺詐或以次充好的行為。相對于頗有武斷嫌疑的壟斷牟利論,布里特納爾此論斷更具歷史感。在中世紀晚期到宗教改革前的英格蘭城市手工業基爾特的管理記錄中,我們會發現其關注的焦點總是會落在行業生產上,比如,從業者的數量、技能培訓與技能水平、原材料的進貨渠道及質量、產品的質量及價格等。倫敦盔甲匠基爾特在 1322 年的一份備忘錄中記載了該基爾特對彼時倫敦市場上劣質盔甲進行整頓的情形,最后指出: "在任何一家店鋪,不管它是屬于某一盔甲匠的,抑或是( 盔甲匠之外) 其他人的,如若發現劣質的或是其他不符合規定的盔甲,那么這些盔甲都將被沒收并被送到市長和市府參事那里,由他們做出最后斷定。"大致在 1348 年前后,布里斯托爾市面包師基爾特在其章程中就面包價格等諸多事項做出了詳細規定,其中一條便是為了防止商販壟斷市場抬高面包價格而設定: "另規定,任何面包師不得向商販批發超過正常食用售賣量的面包,如果任何人在犧牲( 普通) 購買者的前提下在某一面包師那里購買過多的面包,任何一個面包師如果制作了和他在櫥窗中的展品相異的面包,上述這些一旦被證實,那么( 相應的) 面包師將會被處以罰金 40 便士。"

      在中世紀晚期近代早期的英格蘭城市經濟生活中,時人非常看重共同體利益,認為買賣行為既需要講求慣例價格,也需要在滿足各自共同體需要的前提下對外進行交易,尤其是生活必需品,比如谷物、肉奶類等物品。在上述觀念之下,囤積居奇、投機倒把以及壟斷市場等打壓或哄抬物價的行為都不為時人所接受。但這并不意味著冒天下之大不韙者就自動銷聲匿跡了。因此查處上述損公肥私行為也就成了城市經濟管理事項之一。按照常理來說,規范市場秩序是政府的職責,但這一時期城市政府對此顯然有些力不從心,所以很多時候要依靠工商業基爾特來規范各自會員,以避免出現上述"擾亂市場"的行為。1355 年 10 月布里斯托爾市長托馬斯·巴貝卡里( Thomas Babbecary) 將所有織工召集在一起,商討與織工基爾特章程相關事宜,市長要求他們選出四位執事以監督織布工匠們有沒有按照他們當初所宣讀的誓言去勞作,"如果他們發現任何違反本章程的行為,他們都應當如實地將發現的一切呈報給市長"

      借貸在中世紀晚期英格蘭經濟活動中相當普遍。在彼時西歐,沉重的債務的確能夠壓垮某一個體或團體,但對那些暫時處于經濟窘境的工商業者而言,適度舉債卻又另當別論。當時英格蘭存在著諸多放貸主體,工商業基爾特即為其中之一。相對其他放貸主體而言,工商業基爾特放貸有著鮮明的特點:主要針對內部成員,因而更具地方性; 還款周期長,通常為一到兩年,同一時期其它放貸主體一般要求四個半月,少數會放寬到九個月;低息甚至無息; 注重借款者的品性,品德低下之徒被排斥在外。由此可見,工商業基爾特放貸的目的很明確: 為那些不是因個人品性低下而陷入經營困難的會員提供所需資金,幫助他們重新步入正軌。這類組織在信貸方面提供的便利對經濟萎靡時期遇困的工商業者個體而言頗有雪中送炭之意味; 另外,工商業基爾特在放貸時對借款個體品性所提出的較高要求也有助于規范成員日常言行舉止。這些對工商業基爾特的穩定乃至城市整體經濟穩定都有益處。

      中世紀晚期英格蘭城市政府享有城市管轄權,商人基爾特或是手工業基爾特往往要依賴于城市政府的支持。然而作為城市主要的經濟團體,商人基爾特或是手工業基爾特在具體經濟事務的管理和市場秩序的維持中又是城市政府所仰賴的團體組織。工商業基爾特為保護工商業者利益和維系有序的市場秩序而生,所以當經濟環境變得嚴峻時,它們在維持經濟秩序方面往往有著其他機構所 不具備的優勢。由上可見,工商業基爾特在中世紀晚期英格蘭城市經濟秩序的維持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此種作用在中世紀晚期英格蘭雖不至于讓彼時城市擺脫萎靡之泥淖,卻緩解了經濟萎靡對較為脆弱的社會秩序所形成的沖擊。當然,我們不宜教條式地從經濟決定論出發去夸大工商業基爾特在城市穩定中的貢獻。原因在于,除開經濟事務之外,城市在具體的社會事務方面還存在著危及城市穩定的其他問題,在應對處理這些問題的過程中,我們看到的不只有工商業基爾特的身影,還有宗教社會基爾特的努力。

     (二) 基爾特與城市社會秩序

      貧困問題和成員之間的緊張關系是威脅社會秩序和共同體穩定的危險因素。自進入私有制社會以來,幾乎所有的文明社會都受到這兩方面問題的困擾,英格蘭中世紀晚期的城市自然也不例外。這一時期,除教會機構外,基爾特亦在應對社會貧困和協調社會關系方面做出重要貢獻。

      救濟是英格蘭城市基爾特的社會職能之一。注重兄弟情誼是基爾特的一個重要特色,當有會眾時運不濟或因病陷入貧困以致生活無以為繼時,其所在基爾特大都會伸出援手,給予救助直至他們走出陰霾。關于這一點,我們可在 14 世紀末理查二世王室所主導的全國基爾特調查中窺見一斑。

      英格蘭中部城鎮拉德洛( Ludlow) 市帕爾默基爾特( Gild of the Palmers) 是一個宗教社會性質的團體。該基爾特 1388 /1389 年章程開篇便提到救濟事宜: "當本基爾特的任何一位兄弟或姐妹因為被盜、火災、沉船、房屋垮塌或其他任何不幸而致生活無以為繼時,經會長與執事核實后,都將得到本基爾特基金的幫助。"對于那些受重疾困擾的會眾,該基爾特章程亦有安排: "任何一個貧困的兄弟或姐妹身染重病,他們都將從基爾特公共基金獲得必要的救助,直至康復; 而一旦有人患上麻風病,或因病致盲,或因截肢致殘,或罹患其他無法醫治之疾病時,我們都希望本基爾特資金能最大限度地資助他。"諾里奇的圣喬治基爾特( 成立于 1385 年) 在其章程里規定: "倘使本兄弟會的某一兄弟或姐妹陷入貧困的話,其他每一位兄弟和姐妹應每周向本兄弟會執事繳納一法新( ferthyng) ; 以使貧困的兄弟或姐妹每周能夠從這些捐贈中獲取 8 便士的資助......"林恩( Lynn) 的圣托馬斯基爾特、圣倫納德基爾特及其他城市基爾特的章程里也有類似的資助貧困會眾的條款。

      切斯特菲爾德的斯密斯基爾特是一個商人基爾特,1388 年它也向王室呈遞了回應文書,其中有關于如何救濟困難會員的記述: "如果有會員染病且需要幫助,他可以每天從基爾特公共基金那里領受一個半便士的救助,直到他康復。"林肯的漂洗工基爾特( 成立于 1297 年) 對困難會眾的資助顯得頗有特色,其規定: "任何一位陷入困境的會員,當他需要救助并且向基爾特提出資助要求時,他可以連續三年每年從基爾特基金那里預支 6 便士( 史密斯認為此處當為記述者的筆誤,實際應為 6 先令) 。當脫離困境后,如果有能力,他應當償還預支給他的錢財; 如果他沒有能力償還,那么在他死后,在安撫亡靈的捐贈物中應抽出部分財物優先抵還這份款項,剩余的則用于追悼亡靈。"諾里奇的裁縫基爾特成立于 1350 年,該團體在 1388 /1389 年呈遞給王室的回應文書中注有基爾特章程,其中亦有救助暫時遇困會眾的條文。約克的木匠基爾特在 1482 年的一份章程中規定: "本基爾特任何成員若陷入貧困而無以為繼時......本基爾特應當每周給予他們 4 便士的財物救助。"

      彼時基爾特在其章程中所規定的救濟是否僅僅停留在紙面上? 從現有資料來看,答案是否定的。林恩市( Lynn) 的三一基爾特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兼具宗教色彩和商業色彩的團體。我們不僅在其章程和慣例文書里能發現關于救助貧困會眾的條文,而且在其重要事務中也能發現相關安排。該團體每年召開四次全體會議,其中首次會議被安排在四旬齋第一個周五,其核心任務便是討論和處理慈善救濟事宜。資金安排方面,最晚于亨利三世之后,該團體都會從其每年 30 里弗爾的公益事務資金中抽出相當大一部分用于救助老弱病殘以及貧困者。受助者的數量分布則更能反映出該基爾特社會救濟的意義。從 1373 年到 1484 年,三一基爾特平均每年救助 25 名會眾。其救助高峰期出現在英格蘭異常困難的 15 世紀上半葉。從 1406 年到 1442 年,平均每年救助 39 名會眾,其中在1442 年達到最高,為 56 名。倫敦錫镴匠基爾特在 1451-1452 年的一份支出賬冊中有一項明細顯示的是"救助貧困者一年,24 先令"。 金志霖先生在論及中世紀晚期活躍在城市中的工商業基爾特的社會職能時,對其社會救濟功能給予了肯定。金先生認為這些資助"一般情況下完全足以幫助被救濟者渡過難關。"在14 世紀晚期和15 世紀,當時一個成人的每天生活所需為 1 便士。彼時因為勞力缺乏,受雇傭機會和雇工工資皆有所增加,雇傭婦女、老人和兒童的現象較為普遍。再考慮到當時谷物和紡織品價格低廉,這樣看來,那些受困會眾足可在基爾特救助和家庭成員打零工以補貼家用的情況下解決基本生活問題。

      如果群體中的個體品行低下,以及個體與個體在交往時所產生的矛盾和糾紛得不到妥善解決的話,社會治安問題便尾隨而至。因此,規范塑造個體良好品性以及妥善解決糾紛成為預防和化解人際矛盾的良方。中世紀晚期英格蘭城市中的基爾特亦意識到這一點。在個體品行方面,基爾特注重對本團體會眾進行管束。

      學徒制既為城市工商業的延續提供了支撐,也給城市管理帶來棘手的問題: 青少年問題。中世紀晚期英格蘭城市中的青少年大多在基爾特師傅門下做學徒,管理和規范這個群體的任務自然便落在各個工商業基爾特及其師傅身上。我們能夠在中世紀晚期工商業基爾特章程以及基爾特的實際行動中看到這類機構對青少年的管束。比如,在 15 世紀下半葉,城市工商業基爾特都會要求學徒在簽署學徒合約之前立下誓言以承諾學徒期間保持良好的品行,包括遠離紙牌、骰子等賭博類的游戲,不得在酒館廝混等。約克木匠基爾特規定學徒不得隨意聚集,也不得飲酒。一經發現,不僅學徒自己要受到一定懲罰,其師傅亦要被處以罰金。在紐卡斯爾,工商業基爾特對學徒的監管并不局限于技能培訓事務,還涉及學徒個人品行培養方面的事項。該市諸多工商業基爾特對學徒和幫工的行為舉止進行嚴格約束,比如,明確要求學徒遠離以下活動和行為: "跳舞、玩骰子與牌、飲酒,把玩吉坦(中世紀一種樂器) ,穿緊身短褲,穿低幫靴,穿印花緊身無袖上衣......"凡是違背這些禁令的,初犯會受到罰金的懲戒,再犯將被處以扣押或沒收生產工具的懲罰,三犯將被驅逐出各自所在行業。

      這一時期的基爾特大都在如何防止矛盾發生以及如何調解糾紛化解矛盾方面做出明確規定。各種類型的基爾特大都要求成員之間需相互敬重,不允許惡語相向以及發生更為嚴重的肢體沖突。當成員之間出現無可避免的紛爭時,基爾特通常會居間調解。比如,赫爾市的圣母瑪利亞基爾特(成立于 1357 年) 規定: "如果任何一位兄弟或姐妹與其他人發生爭執( 此乃主不許的) ,本著對友善和愛的珍視,這正是本基爾特確立的宗旨,高級執事,干事和兩位助理應當介入糾紛的處理,并且應當不遺余力地調解矛盾,使爭執雙方不付諸訴訟且盡快達成和解......"斯特拉福德( Stratford-upon-Avon) 的圣十字基爾特在其章程里規定: "倘使某位兄弟或姐妹遭劫,或者陷入貧困,那么,只要本基爾特的兄弟姐妹認為他( 她) 平時待人友善、舉止得當,他將獲得衣食補助以及其他所需。"換言之,那些平時刻薄、不與人為善之徒一旦陷入困境,即使他或她是該基爾特成員也得不到相應的救助,甚至于會被逐出相應基爾特。約克城的施洗者圣約翰基爾特在其章程里規定: "每一位會員都要宣誓,如果無正當理由就與其他會員動怒,第一次,他將被罰沒 1 磅蠟; 第二次,2 磅蠟; 如果他不思悔改再犯一次,他或者去做本基爾特主管和 12 位會員要求他做的事情,或者被逐出本基爾特。"⑧切斯特菲爾德市( Chesterfield) 的鐵匠基爾特在其章程里規定: "任何一位會員如若有下列舉動之一( 主所不允許的) : 桀驁不馴,拒不服從命令; 或者冒犯其他會員; 或否認基爾特章程; 或得到集會的召喚但又缺席; 或既不遵從基爾特負責人的告誡,又對其大不敬; 或不遵守基爾特負責人以及大部分會眾所作出的決策......那么他將被罰沒一磅蠟以及半馬克現金。另外,如若沒有任何反對意見或申訴,他將被取消經商資格,受到譴責并被逐出本基爾特。"

      在其他社會治安問題的預防和處理方面,部分基爾特也做出了明確地規定。蘭開斯特市的圣三一和圣倫納德基爾特在其章程里有如下規定: "要時時遵守蘭開斯特城的法律和慣例,本基爾特任何人都不得做有損于他人的事情,只要他能阻止的亦不應允許類似的事情發生。本基爾特的任何人不得引誘他人的妻子或女兒或姐妹,只要他能阻止的亦不應允許她們被引誘。本基爾特任何人不得在其房屋內隱匿通奸者,他自己也不得與他人私通; 如果證實他已然犯下其中之一,并且在兩次警告后仍然沒有改正,他將被逐出本基爾特。本基爾特任何人不得引誘他人成為通奸者,也不應當成為臭名昭著的‘皮條客'; 一旦他做了,經兩次警告后仍然不思悔改的話,他將被逐出本基爾特。"

      除名的懲罰并非紙上談兵,在實踐中確有不服從管束者被逐出基爾特的例子。1465 年 9 月底的一天,倫敦錫镴匠基爾特就將好事之徒托馬斯·溫德( Thomas Wynde) 逐出基爾特。1518 年 12 月,倫敦布商基爾特要求托馬斯·亨廷菲爾德就其對沃爾特·錢皮恩不當言行向后者道歉,以尋求錢皮恩的諒解。亨廷菲爾德因為拒絕道歉而被其所在的工商業基爾特除名,他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在一番悔悟和改過之后方才重新被原來的基爾特接納。

      基爾特在送別和禱念亡故成員方面的作為亦折射出其在城市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如上文所論,宗教儀式和禱告者的祈禱,尤其是群體性的禱告可以縮短"煉獄"。基爾特在這方面有著很大優勢。它們一般提供兩種服務以助會眾尋求靈魂救贖。其一,組織會眾參與一系列例行活動,幾乎所有的工商業基爾特都會在周日禮拜儀式中齊聚一堂,很多還會在一周中其他時間組織一些活動。在這些活動之中不乏祭奠已故會員的安排。其二,為亡故會眾組織相關的祭奠和祈禱活動。為剛逝去的成員安排葬禮成為所有手工業基爾特必盡之責。各個基爾特在它們的章程中往往也會就相關事務做出明確規定。為亡者送別,一是在現實生活中為亡者家庭減輕一些負擔,帶去一些慰藉,二是為亡者禱告,以便助他/她的靈魂快些進入天堂。在這樣一個過程中,眾人聚于一堂,相互配合,將日常的差異,市民的與非市民的,或雇主與雇工的,或男性與女性的等等,暫時置于一旁,無形中拉近了一些距離,這有利于為日后的交往定下哪怕一絲和諧的基調。這便是中世紀晚期城市共同體協調運轉所需潤滑劑的來源之一。

      從中世紀晚期英格蘭城市基爾特的章程和舉動來看,這些非政府組織機構非常重視各自團體內部有可能出現的影響整個共同體穩定的問題: 經濟生活紊亂、貧困問題以及成員之間關系緊張等。為規避或解決這些問題,它們做出了如下規定或嘗試: 管理各自行當的經濟運作、救濟貧困會眾、提升或確保成員個人素質、調解成員之間的糾紛等。

      當我們把中世紀晚期英格蘭城市化整為零,將城市解剖成一個個社會團體時,基爾特對內部成員關系的協調以及對內部問題的解決便顯現出其助力于城市這個大共同體維持穩定的妙趣。

結 語

      因衰致亂,古往今來,屢見不鮮! 然而,中世紀晚期的英格蘭城市卻呈現出另外一番情形: 衰而不亂。社會穩定源于"治"。在中世紀晚期英格蘭城市共同體之中,扮演社會治理者角色的除了城市政府之外,便是教會與基爾特。在市政機制尚不完備的情況下,城市之所以還能夠在經濟困頓中保持相對穩定,教會與基爾特功不可沒。教會主要從意識形態層面著手,向城市居民灌輸基督的"道",在城市共同體內部構建并彰顯和善觀,加強了城市居民的凝聚力。這些益于城市社會協調有序狀態的形成和保持。基爾特主要從"器"的層面著力。它們應對處理具體的經濟事務與社會問題,盡力維持城市秩序的穩定。統觀基爾特的言行,我們可知它們實為教會所構建的和善觀的實踐。由此,教會與基爾特分別從"道"與"器"的層面發力,共同支撐著中世紀晚期英格蘭城市社會。教義信條、宗教節日慶典、教會機構以及大小基爾特凝聚并滋潤著中世紀晚期英格蘭城市社會,猶如花草林木守望山野一般。然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此種社會狀態并非時人遇有危難臨時拼湊而成,實乃城市居民世世代代在長期文化和經濟生活中構建而成。無論是在衰世還是在盛世,上述信仰觀念和團體機構都在切實護衛著城市共同體。只是對于時人和后人而言,惟當城市進入長時間的經濟衰退期,它的價值才更為真切地浮現出來。

      中世紀晚期英格蘭城市雖身處封建時代,但縱觀人類歷史,其面臨的以及經歷的對那些有可能會受經濟衰退困擾的現代人們而言并非毫無意義。彼時英格蘭城市的遭遇告訴人們,有效的社會機制往往能夠將大多數時候如影相隨的經濟大衰退與社會動亂拆散開來。共同體若求己身社會機制有效,應當借助社會中各團體機構在其內部樹立并強調和善觀,關注并救濟因經濟衰退造成的個體貧困,以及規范成員個體品行。個中原因在于三方面: 其一,和善觀能夠為團體或共同體內部人際交往營造較為良好的意識氛圍; 其二,個體通常會因貧困而遭遇生存危機,為擺脫困境他們易鋌而走險,生出諸多事端,最終危及原本有序安定的社會秩序; 其三,并非所有"衣食足"者都會"知榮辱",所以除緩解貧困之外,關注和提升團體或共同體成員的道德素養也非常重要。另外,確保中世紀晚期英格蘭城市趨于穩定的宗教因素一定程度也啟發著我們更全面地思考宗教改革與近代早期英格蘭城市發展之間的關系,當然這有待于其他專題研究。

      從史學認知層面來看,中世紀晚期英格蘭城市社會狀況及其成因分析,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學者思考中世紀英格蘭城市史研究。由傳統史學到新史學,中世紀英格蘭城市史研究經歷了由純政治史研究到非政治的社會史、經濟史和文化史研究的轉向。兩種研究路徑雖各有斬獲,卻又各有失偏頗。上述中世紀晚期英格蘭城市社會治理折射出彼時城市共同體內部政治與非政治并非那么涇渭分明。故而,學者們在研究這一時期英格蘭城市史的過程中,如何將傳統史學范式和新史學范式有機結合在一起便至關重要。

     [本文作者劉濤,鄭州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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